九一八，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
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自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
这一天，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1931年9月19日的清晨，家住沈阳大南门附近的孙世箴当时只有10岁，他没想到的是，那一天成了他终生难忘的噩梦，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一天，孙世箴在街上看到一支举着膏药旗的军队经过，这时，有个四五岁的小孩儿，跑过去摸日本兵的衣服，这个日本兵竟狞笑着，用刺刀将这个小孩挑起来扛在肩上！小孩被挑起来后，浑身还在颤抖，就这样痛苦地死去。
孙世箴说，那天以后，在沈阳大南门城楼上，天天能看到中国人的头在那里挂着，天天都不一样。
那一天，小学生杨增志还不知道，这将是他的最后一课。
当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刚传到距离沈阳105公里的海城腾鳌堡，还没到上课时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人”5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同学们再也没看到过赵老师。只听说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此后日伪当局开始了奴化统治。
杨增志回忆，一开始，日军让学生用墨水涂去课文中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换了日本老师来上课。“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我是中国人”，成了杨增志永远也忘不掉的“最后一课”。
那一天，文史满分的钱伟长决定转系到物理系。
他出身江苏无锡的书香门第，国学功底非常扎实，18岁便以中文和历史两个一百分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而九一八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九一八后，他跟同学来到了圆明园，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钱伟长当场痛哭，废墟上， 一位清华大学学长正在演讲，说中国近百年以来总是挨打，就是因为科学技术落后，没有飞机大炮。“我听了以后就火了，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我下决心不学历史了，要学造飞机大炮。”于是，钱伟长决定转进物理系。
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师云集，是学校要求最严格、最难毕业的院系。而钱伟长的物理、化学、英文三科成绩加一起也只有25分，想进物理系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伟长缠着吴有训足足一个星期，软磨硬泡之下，吴有训被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所感动，终于松口了：“一年中普通化学、普通物理，高等数学这三门课，你要能考70分，先让你试读。”为了能达到转系要求，钱伟长废寝忘食地学习，每天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三点一线”，天没亮就赶去科技馆看书。一年后，他达到转系要求，进入物理系。
1935年，钱伟长从清华大学物理系顺利毕业。
那一年，这九个人做了一件不要命的大事。
1931年，国联派出调查团实地了解九一八事变，得知这一消息，沈阳的9位知识分子秘密组成“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搜集日本侵华的铁证。他们是著名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后来，他们被称为沈阳“九君子”。
一次，一份证明“日军把持伪满洲国财政”的布告贴在了当时“财政厅”门口。为了拍照取证，巩天民怀揣相机，偷偷爬到一家商铺的房顶。因为长时间的等候，巩天民腿脚发麻，不慎蹬落一块瓦片，只听院内立即涌出一群“宪特”。他赶紧爬上树枝掩着的房脊，趴好后屏住呼吸，待人群散去，阳光刚好直射在布告牌上，巩天民瞄准时机，借助一辆汽车的掩护才取证成功。
“九君子”的妻儿也参与了行动。
一座教堂的阁楼是他们整理证据的地方，每当遇到日伪特务突然闯入教堂，夫人们便用脚踏式风琴，弹奏起事先约定好的曲目。这架风琴，掩护着“九君子”逃过了一次又一次搜捕。那段惊心动魄的日子，持续了四十多天。
每聚会一次，“九君子”必“各饮苦水一杯，以励卧薪尝胆之志”。巩天民每次出门都向妻子交代：“如果我回不来，不要去找我！”
“九君子”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光是打印，就花费了8天时间。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有人翻译，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并茂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并将其命名为“TRUTH”（真相）。“我们冒险向你们提交或是亲眼目睹的事实，或是第一手信息，或是有充分证据的事实，在图像册中展现的某些证据，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才得到的。”在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中，“九君子”这样写道。
文件准备妥当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格外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应。9位君子毫不犹豫在这份“生死簿”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医学教授张查理的夫人，还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一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了“TRUTH”字样。
1932年，国联调查团到达中国。
调查团所能到达之处，日军都周密布控了便衣宪兵和特务，“九君子”无法接近。来自爱尔兰的弗雷德里克·奥尼尔冒死帮忙传递了《TRUTH》。同情中国人民的奥尼尔接到文件时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九君子”的努力没有白费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行为的决议，日本代表当场退席。
“九君子”中的8人被施以酷刑，他们始终咬紧牙关，没有一人向侵略者妥协低头。巩天民说：“虽然我们是知识分子，都是手无寸铁的人，但是我们用自己的智慧，用自己的努力，甚至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做代价，来赢得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些被九一八改变人生的人，
这是他们后来的故事：
当年那个10岁的小男孩孙世箴，此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反抗组织，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直到成为耄耋老人之时，他还是会在九一八这一天，到“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给来参观的人们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纪念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当年的小学生杨增志，从来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最后一课”。他和同学们一起秘密组建了抗日组织，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45年日本投降后获释。
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钱伟长，实现了他“科学救国”的抱负。后来，他成为了世界著名力学家，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三钱”，钱伟长曾说：“我没有专业，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室，当过清华副校长，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他一生研究的项目五花八门，推导过一万多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钱伟长最关心的是“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8岁。
1979年，“九君子”之一的巩天民去世。
他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巩天民已于1925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年，他是以一位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了这次行动。
帮助递交文件的爱尔兰友人弗雷德里克·奥尼尔，被迫于1942年离开中国。数十年后，他的孙子马克来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不断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因为祖辈的缘分，巩家后人与马克重新建立了联系。
2008年，巩天民的孙女巩捷，在日内瓦联合国图书馆找到了《TRUTH》原件，同时被发现的还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岁月尘封了蓝色布包鲜艳的底色，红线刺绣的“TRUTH”（真相）字样，却依然醒目。巩捷清楚地辨识出了卷末祖父的签名。
2010年9月17日，“九君子”的后人集体将这份珍贵的《TRUTH》影印资料，捐赠给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九一八，这个用鲜血凝成的数字，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切肤之痛，为什么我们要铭记这一天？为了那些流离失所的孩子，为了那些痛哭着上完最后一课的师生，为了改变自己志向，只为救国的青年，为了冒着生命危险，只为揭露历史真相的“九君子”，为了14年间，伤亡的3500万同胞，为了千千万万用鲜血和生命，赶走了侵略者的中国人。
今天，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
九一八
不敢忘，不能忘！
来源 | 人民日报
责编 | 秦小杰 实习生 陈超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