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张荫麟（1905-1942）
广东东莞人，近代著名史学家。清华毕业后，留学斯坦福大学。1933年底归国任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英年早逝于遵义。其以哲学思辨重构通史，著《中国史纲》熔铸考据与叙事，自创新体，提出入选通史的“史事五标准”（新异性、实效性、文化价值、训诲功用、现状渊源），颇有史学理论上之创见。文字朗朗可颂，字字珠玑，至今仍脍炙人口。
百年商埠石龙镇，江水悠悠。青砖墙下，曾有一个清瘦少年，在此诵读诗书，乐此不疲。他就是张荫麟。120年前在这里降生，17岁从东莞考入清华，后以史学名著《中国史纲》闻名于世的广东学者。
张荫麟是何人？有人说，他是个天才，年少有为，比肩史学泰斗；有人说，他是个痴人，嗜书如命，甚至不近人情；也有人说,他是位严师，教学有方，培育满园桃李；还有人说， 他是个悲剧，英年早逝，未成远大抱负……毋庸置疑的是，张荫麟用37年的生命，点亮中国史学的浩瀚星空。
动荡不安的抗日战争年代，山河破碎；张荫麟辗转多地教书，颠沛流离。烽火连天之时，他的心中究竟有何坚守？有何期待？答案，藏在他短暂而炽热的一生里。
自号“素痴”的天才
张荫麟是广东东莞石龙镇人，于1905年生于镇上的书香人家。少年时期，张荫麟便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他的记忆力异于常人，四书五经、史汉通鉴，皆能熟读成诵。不仅如此，他对读书饱含热爱，即便课业繁重，亦甘之如饴。虽未成年，张荫麟已筑牢扎实的国学根基。
张荫麟虽深谙国学，但他从不受限于传统思想，积极拥抱进步思潮。张荫麟的故乡广东，是革命的摇篮：戊戌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民主革命领导人孙中山，皆为广东出身。当地学者深受革命先辈影响，大力推行新学风，而张荫麟的出生地石龙镇联通广州和香港，新思潮在此处尤为兴盛。张荫麟在童年时就像成年人一样，争着传诵进步书刊，他对先进思想的见解，比许多长辈都要深刻透彻。
1922年秋，张荫麟考入清华学校中等科二年级，年仅17岁。初来乍到，张荫麟的学术才能已在众学者之上。入学第二年，张荫麟写下一篇名为《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的论文，大胆挑战权威，在文中批评史学泰斗梁启超对老子的考证。这篇论文投稿到《学衡》杂志，编者还以为作者是资深的国学教授，怎知竟是个清华新生。梁启超读此文后，惊叹张荫麟是个天才，对他尤为器重。一日，在梁启超的中国文化史演讲班上，梁启超从衣袋取出一封信，当众问张荫麟是哪位。原来，张荫麟写信给梁启超，质疑他前次演讲存在错误，梁启超随即在讲台上答疑。同学贺麟回忆此事时感叹：“哪知这位在学生时代质问、批评梁任公（梁启超）的荫麟，后来会成为承继梁任公学术志业的传人！”
张荫麟虽勇于指出梁启超的不足，但他对梁启超的历史才华与文笔极为推崇，甚至有“一往情深之感”。哲学家贺麟曾邀请张荫麟一同前去拜访梁启超，让他和自己敬仰的前辈打好关系，但张荫麟始终不愿意。直到1926年初夏，张荫麟方同贺麟去拜谒梁启超，见面后，梁启超非常高兴，用广东话称赞张荫麟：“你有做学者的资格呀！”此后，张荫麟再也没去拜访梁启超，也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请梁启超写字留念。然而，1929年梁启超逝世，纪念追悼他的文章寂然无闻时，唯独张荫麟写了一篇《史学家的梁任公先生》，寄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贺麟评价道：“这文恐怕至今仍是最能表彰梁任公的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他与梁任公在学术史上的关系。”
1929年夏，张荫麟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初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公费留学，攻读哲学专业。1931年，张荫麟获哲学学士学位，留校进修硕士。1932年硕士毕业后，继续进修社会学。留学期间，张荫麟确定了自己深耕中国历史的志向。他在斯坦福大学写给历史学家张其昀的信中提到，“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荫麟后续在历史学取得的成就，也与其在研究中融合西方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理念有关。
在众人眼中，张荫麟是当之无愧的天才，而他不以此为傲，平日以“素痴”自号。所谓“痴”者，醉心学问，从一而终。这种特质在张荫麟身上，展露无遗。在贺麟的回忆里，张荫麟在清华是个天天泡在图书馆的“书呆子”。别的同学都去操场打球，他还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钻研学问。张荫麟对娱乐不感兴趣，连小说都不看，说自己“看哲学书就等于看小说”。
他读书常读到入迷，有时彻夜读书，不知东方既白。张荫麟特别爱买书，毕业工作后，他书房的架子、桌子、椅子甚至地板上全是书，进出其间，都要当心碰到头、踩到书。1937年春，张荫麟和友人吴晗一起随清华大学西北旅行团到长安、洛阳、开封旅行。吴晗在开封相国寺的地摊上购得一本《中兴小记》，张荫麟一见到就“据为己有”，提出要用别的书交换。看着他爱不释手的样子，吴晗只好答应。张荫麟大喜，立即将书塞进行李袋，再也不肯拿出来。朋友们见他嗜书如命，给他起外号叫张“文昏公”，他无可奈何，只好在别人的书桌上写上“文迷公”“文迂公”之类的字作为“报复”。
张荫麟高度专注于学术，其性格貌似孤僻，不擅交际，却能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富于合作精神。每当辩论学术，他定会充满激情，毫不相让。一次和贺麟辩论，张荫麟不赞成对方意见，气得拍案怒吼，手掌恰巧打在一颗钉子上，瞬间皮破血流。隔天却不以为怀，和好如初。
吴宓是张荫麟在清华时的西洋文学老师。他在日记中评价张荫麟：“张荫麟的治学很像梁启超，而且他们都是广东人，也都研究文学、哲学和历史，又都是在青年时代就名震一时，文章也都写得很漂亮。”陈寅恪在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张荫麟“乃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
和蔼可亲的严师
1933年，张荫麟返程回国。次年被清华大学聘用，任职哲学系和史学系专任讲师，两年后晋升教授。卢沟桥事变之后，他只身南下，应浙江大学聘请，在天目山中为新生讲授史学。1938年夏，他前往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课。1940年，他回到已迁至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直至生命终结。
张荫麟是怎样的一位老师？贺麟回忆说：“他初任教时，最喜欢与学生接近，常招待学生在茶馆喝茶或在点心铺喝豆浆……一点也不知道摆教授的架子。”不仅如此，张荫麟在整个从教生涯中，对待学生和蔼可亲，深受学生敬爱。学生向他请教写作，他一定当面批改，边改边讲，既改内容框架，也改文字措辞。有时，他批改学生的文章直至深夜，学生一再请他休息也不肯。学生李埏说：“由于他诲人不倦，我感到课外从他得到的教益比在课堂上还多。因为在课堂上他是讲授专题，系统性、逻辑性强，不可能旁及专题以外的学问；在课外，则古今中外无所不谈。从那些谈话中，使我们不惟学到治学之方，而且学到做人的道理。”
张荫麟虽待学生亲近有余，但对他们的要求相当严格。张荫麟在授课中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在西南联大教宋史课时，他每隔两三周就向学生提一个问题，并给出指定的参考书目，要求学生自己从书中寻找答案。随着课程的推进，他提出的问题越来越难，需要阅读的参考书也越来越多。最后，他不再向学生提问，而是引导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找书解决问题。他的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一步步引导学生自己开展学术研究，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历史学者。历史学教授徐规就是在张荫麟的启发下，踏上了毕生研究宋史的道路。
张荫麟在浙江大学教中国上古史时，明确说明不考课堂笔记，而将《左传》《汉书》作为考试内容，要求学生自行选读。这般独特的教学方式，让学生不局限于课内知识，其阅读能力亦大幅提升。在浙大任教后期，张荫麟身体状况不佳，不能面授“魏晋南北朝史”课程，于是让学生自行阅读参考书，并要求他们提交阅读笔记。他指定的参考书包括《通鉴纪事本未》《晋书》《魏书》等十余本。学生王省吾感叹道：“这一张书单可以吓死人，一年时间如何读得完？”高标准、严要求是张荫麟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正因如此，他的历史课堂取得了“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好效果。
把历史写成故事
1935年，经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受国防设计委员会之邀，为中学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在此之前，张荫麟一直批评国史著作内容繁杂冗长，读者难以把握史学之根本。他还指出当时的历史教育缺乏体系：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课，内容机械重复，大量人名、地名让学生疲于记忆。他向朋友透露过主编国史的设想，说：“盖以国史艰难之业，决非少数人力所能负荷……分析史材，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吾众手不可，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事通史者均可用为资藉。”对于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工作，张荫麟高度重视，他暂时放下在清华大学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其中。
编书的第一步是拟目，张荫麟将四千年的史事分为八十个专题，衡量轻重，广征意见，修改多次后确定。其次是分工，汉以前由张荫麟亲自执笔，唐以后由吴晗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最后是综合，张荫麟将稿子收齐后，整理为长篇，再作删改。 张荫麟为编写此书呕心沥血，常工作至午夜，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大半部分文稿的整理。时值卢沟桥事变发生，张荫麟仓猝离京，一页草稿也没带走。直到他在昆明与吴晗重逢，才誊录了部分已出版的稿子，并将其编辑成一本史籍，也就是今日之史学名著《中国史纲》。历史学家张其昀曾评《中国史纲》：“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函泳，几经锤炼而后成。”其创作之艰辛，大抵如此。
张荫麟在编书时另辟蹊径，开创一种人人能读、读有所得的新体裁。正因如此，《中国史纲》内容通俗易懂，文字鲜明生动。全书采用流畅白话文，结合俗话俚语，读来有亲切之感。张荫麟讲述史实时恰当运用诗词、歌谣，语气如说书人一般。比如《秦始皇与秦帝国》章节以李白的名句“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为序曲，接着说：“这首壮丽的诗是一个掀天揭地的巨灵的最好速写。这巨灵的来历，说来话长……”这样引人入胜的叙述，让读者有时忘记这是本历史书，甚至认为这是部紧张的戏剧。
同时，《中国史纲》论述科学，毫不庸俗。在选取史料上，张荫麟标准严格，要求选择有新异性的、有实际效用的、有文化价值的、与现状有关系的、非训诲性的历史事实。他还用四个哲学范畴贯通繁杂的史实，帮助读者理解历史的深层逻辑，减少史学家因知识不足，视历史事件之必然为偶然的情况。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求公正客观。例如，在情感上，张荫麟喜欢墨子大于孔子。然而，他的《中国史纲》用大篇幅介绍孔子，对墨子的阐述相对较少。张荫麟的解释是：“墨学在汉以后无嗣音；而孔子，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好几方面的开创者。”这种不以情感定褒贬的客观态度，颇有太史公司马迁之遗风。
文学性与史学性完美融合的《中国史纲》，正是张荫麟高超史才的表现。《中国史纲》的出版，开创通史写作之先河，广受读者赞誉。令人叹惋的是，张荫麟为编写《中国史纲》倾注大量心血，昼夜劳神苦思，患病时仍对其念念不忘，他的病情也因此日益加重。最终，《中国史纲》止于东汉（此后各代略存遗稿），张荫麟编写国史的宏大抱负未能完全实现，这亦是史家的一大憾事。
心系家国的学者
在众人眼中，张荫麟是个“学痴”，但他内心深处，始终燃烧着爱国之火。他曾言：“当此国家栋折根崩之日，正学者鞠躬尽瘁之时。”报效家国之念，一刻不忘。
张荫麟留美期间，中国正遭遇九·一八事变。他心系国事，常写议论时事的文章，寄回国内发表。事变结束后，中日交涉紧张，日方在华北的活动日益频繁。在这种形势下，张荫麟响应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会之倡议，起草宣言，为民发声，提出中国政府应在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等主张，签名者达83人，其中多为文化界知名学者。宣言一经发布，立即得到民众的热烈响应，向政府表达真实民意。
张荫麟曾言：“知古而不知今的人不能写通史。”他指出，研究历史也要关心现实政治。他曾在《大公报》发表一篇《关于改善士兵生活之建议》，建议改善战士生活的办法。他认为战士生活问题关系到抗战之根本，解决此问题能造福国家民族以至数百万之战士。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1942年10月24日，张荫麟因患肾脏炎，病逝于贵州遵义，年仅37岁。这位年少有为的史学天才就此离世，如流星划过天际，怎不让人哀婉痛惜！张荫麟逝世后，多位史学名家亲自为他撰写挽诗。其中，陈寅恪的“世变早知原尔尔，国危安用较区区。闻君绝笔犹关此，怀古伤今并一吁。”梁方仲的“忧国心难死，传书道未穷。”都道出了张荫麟至死关切国事的赤诚之心。
张荫麟曾对贺麟言：“没有学问的人，到处都要受人轻视的。”这句话既表明张荫麟毕生治学的决心，亦指出一个民族没有知识，谈何独立，谈何自强。烽火连天之时，兼为学者和师者的张荫麟真正做到了为国鞠躬尽瘁，唤爱国之精神，导史学之先路。
文 | 记者 孙唯 实习生 邝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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