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商承祚（1902—1991）
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室名决定不移轩、已庼、铁诏版室、古先斋。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文物鉴藏家。
1923 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曾于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等高校任教。
1948 年秋天回到广州中山大学执教直至退休。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民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代表作有《殷墟文字类编》《十二家吉金图录》《说文中之古文考》《长沙古物闻见记》等，在甲骨文、金文、楚文化、书法等领域的研究上都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广州纸行街深处，有一方名为“ 玉莲园”的小院。清末的风雨飘摇中，竹影疏淡，书声琅琅，商氏子弟便是在这里汲取学问，涵养风骨。多年后，诞生在这个书香世家的商承祚，从祖父的庭训、父辈的榜样中，继承了一脉坚韧不拔的文人气质。
“ 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不为天下先。”这是古文字学家商承祚为自己立下的学术原则。做学问如做人，他一生谨守“ 平正”二字，在治学上不急功近利，在做人上不随波逐流。商承祚的人生，恰好处于中国近代最急剧变革的百年间。与孙中山等革命家所推崇的“敢为天下先”不同，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在时代风雷激荡中坚守学术，在学术纷争中回归真知。
从少年醉心甲骨，到壮年著述等身；从战火漂泊间仍奔走研究，到执教康乐园与容庚并肩育人；从二十一岁编成《殷墟文字类编》，到三十二年磨一剑的《石刻篆文编》…… 他的一生，既是学术探索的长卷，也是守望文脉的缩影。商承祚以平正求真，不为浮华所惑，不逐时潮所动，留下了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正因如此，当人们回望商承祚时，不仅看到一位著述宏富、桃李满门的学者，更看到一种坚韧的人格和清醒的姿态：他不求抢占先声，却总能在静水深流中见真章；他不以喧嚣求名，却以笃实和执着成就了学问与风骨的双重丰碑。
玉莲传馨，书香自远
两代三进士，一门三翰林，作为汉军正白旗后人，在大清衰败的末尾，商氏家族却逆势而上，靠着“笔杆子”迎来了最为辉煌的篇章。要理解商承祚，必要先从其血脉中流淌的文人风骨聊起。
商家的文化底蕴，始于商承祚的祖父商廷焕。商廷焕七考科举未中，一生未能仕宦，却立下了严谨的家风，极为重视后代的教育。而他的两个儿子商衍瀛、商衍鎏都未辜负期待。商衍瀛九岁能对句，七岁能作诗，十二岁读遍四书五经，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其书法在文士中颇具盛名。商衍瀛早年从事教育，兴办学务，是我国大学分科的奠基人。“忠君爱国”贯穿了他浮沉九十载的一生，清朝危亡时，保守的思想让他在历史抉择中总是处于两难的境地，承受身为“孤臣孽子”的精神肉体双重折磨而犹未悔。晚年的他投身于慈善事业，1929年出任天津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为筹集善款，他曾将自己冬天所穿皮衣全部变卖，尽己所能接济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当地贫苦百姓。商衍瀛临终所作诗中有道：“殉道殉身衷一是，唯从初念见其真。”而这也映射了他的一生。
商承祚的父亲商衍鎏，则有一个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头衔——大清最后一位探花，或者也可以说，中国千年科举制度中的最后一位探花。登科后，商衍鎏入进士馆，1906年被派往日本东京政法大学学习，叩开了新思想的大门。他自此深感对外交流之重要，辛亥革命后应邀远赴德国汉堡殖民学院教授中文及汉学，为中德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长子商承祖也受此影响走上了德语研究之路。回顾商衍鎏的过往，堪当“才华横溢”四个字，工诗词，善书画，习外语，研历史，身负盛名，著作等身。从大清最后一位探花到被周恩来总理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商衍鎏在急速变革的社会浪潮里始终行稳致远。商承祚曾这样概括他父亲的生平：“少年得志，中年迍邅，晚年幸福美满，可谓否极泰来，红霞满天。”
商衍瀛言：“培植子孙者，不在人世之虚名，而在立身之修德行善。”与苏轼曾论断的“三世道益孤”不同，经商廷焕始，商家之家学一代代地发扬光大。“心有常师淇澳竹，品行特立华峰莲”是商家传下的祖训，德行为先，文艺为后，是商廷焕坚持教导后代的原则。从商家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无论是新科及第炙手可热，还是颠沛流离陷于困顿，抑或远渡重洋为新思潮所冲击，他们的精神内核都始终坚定不变，初心不改。正如商廷焕临终时仍不忘告诫家中子弟的：“四恶勿沾，勤俭守正，读书为善，穷达安命。”而这，也是商家几代人身体力行的一生写照。
弱冠扬名，金石初声
商承祚自小浸润于国学之中，少年时起便醉心古文字与文物，可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每当在街头巷尾偶见形似出自古人之手的物什，他便要仔细揣摩一番年代来由，还时常省下早餐钱到小摊上购买古玩。有一次，他在街头购得一枚“ 繇通之印”，被篆刻老师赞十分珍贵，便整日将印挂于腰间“ 炫耀”。由于对古物的喜爱已近痴迷，喜好与行为和同辈们大相径庭，少年商承祚还常常被兄长伙伴们当作笑料。
在19岁那年，经商衍瀛引荐，商承祚遇到了他的第一位恩师—— 著名古文字学家罗振玉，自此步入了他钻研一生的古文字领域。他跟随罗振玉钻研甲骨文、金文等，晚年时回忆当时的情形道：“ 我白天在罗先生家看书找资料，晚上回到寓所即我伯父家继续钻研，并从事写作。罗先生对好学的青年是无比爱护和奖掖的，他收藏的图书资料对我全部开放，并交代开贻安堂书店的长子说：‘ 锡永（商承祚的表字）要什么书，就给他什么书。’”经过一年多的钻研，年仅21岁的商承祚编撰出《殷墟文字类编》14 卷，甫一出版便艳惊学界。
商衍鎏在看到儿子决心走古文字研究这条路后曾叹息：“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当个名士。”然事实却非也，一举成名的商承祚在此后的十年间可谓“ 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尚未毕业就被东南大学聘为讲师，月薪高达100元。翌年北平女子师范学院聘他为教授，两年后受顾颉刚邀请赴中山大学任教。因中大当时的内部斗争，商承祚不久又返回北平，同时在北平师范大学（今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月薪加起来达500余元，在当时堪称高薪。
当然，最让商承祚满意的一段时光还是1933年到1936年在南京私立金陵大学（今属南京大学）做专任研究员的日子，虽然月薪降至280元，但是不必分出精力教书，可以全身心投入到研究中。商承祚回忆起这段时光道：“生活安定，经费充足，心情舒畅，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在这三年间，他先后编撰了《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十二家吉金图录》《挥源彝器图录》《古代彝器伪字研究》《说文中之古文考》等著作，产出极丰。
烽火飘零，砥志弥坚
“ 国难当头，遑论学术。”这是商承祚对那十余年光景最沉重的注脚。好景不长，正当商承祚潜心研究之际，日寇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了。他随校西迁，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先后辗转于安徽（屯溪）、湖南（长沙）、贵州（贵阳）、四川（成都、重庆）等省。
1939年，路过长沙时，商承祚见到战国楚墓出土的许多文物，也听到不少关于楚墓出土文物的情况，对楚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乃向学校申请缓期入川，在长沙专事调查。而这一时期的长沙，是日军空袭的重点区域，据统计，侵华期间日军飞机先后对长沙市空袭100余次，投掷炸弹、燃烧弹4000多枚，炸毁房屋3000余栋。就在这样纷飞的战火中，商承祚仍为研究楚文化而奔走了四个多月，心志坚定，毫不动摇，回成都后便写成了《长沙古物闻见记》，后又陆续写就了《长沙发掘小记》《长沙出土楚漆器图录》等书。这些著作成为了后世研究楚文化极为珍贵的资料，开中国楚文化研究之先河。
1941年夏，商承祚辞去了金陵大学的职务，先后在重庆盐务总局、贵州盐务分局供过职，兼任齐鲁大学、东吴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校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辞去贵州盐务局职务回到重庆，在四川教育学院、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兼系主任）、重庆朝阳学校等校任教授，直到1948年的秋天止。他如此评价自己这一时期的状态：“ 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碌，什么学术研究，根本没有精力去搞。所以，1939年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既没有著作出版，也没有发表过几篇重要论文，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不安定，学术上成绩最少，因而也是最倒霉的时期。”
漫游康乐，遗泽余芳
1948年秋，商承祚回到故乡广州，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自此，辗转半生，执教过全国十余所高校的他，将往后的人生都扎根在了康乐园。
此时同时在中大执教的学术宗师还有容庚。这两位大师既是邻居，更是知己好友，“容商二老”的名号至今并列流传。商承祚和容庚于1956年起联名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他们指导研究生“不开课，更不考试”的独特方式，为中大师生所津津乐道。直至“文革”前，他们联名招收四届学生共9名，“文革”后再招一届6名。
“二老的指导方式，主要是谈话聊天，答疑解惑，再就是赐赠著作，审阅文稿，视其佳者推荐发表。容老戏称之为‘土法上马’，商老则谓之为因材施教。”二老的弟子陈炜湛教授描述道：“商老与容老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从古文字原材料出发，从细读原拓本中发现问题。与此同时，他们也讲究领悟，商老很少跟你讲应该如何做学问，他要求你从罗振玉、王国维等权威学者的著作入手，从中领悟治学门径。”在两位大师的扶掖调教下，当年的莘莘学子如曾宪通、张振林、陈炜湛、孙稚雏等，已然成为当今古文字学的领军人物，中山大学也渐渐成为了国际汉学界所瞩目的学术重镇之一。
商承祚平生治学严谨，凡事皆尽可能地亲力亲为，多方考证。在壮年时，即使门下有众多学生，凡临摹拓写之事都自己动手，绝不马虎。年事高后精力渐衰，摹写不得不交给他人去做，但传拓之事仍坚持亲自为之。1977 年夏，75岁高龄的商承祚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山王墓葬的发掘工地参观，还专门花了三天时间，用心拓了中山王舋鼎、壶铭文拓本二份，一份留当地，一份带回进行研究。
“不识之字不妄释，不明之义不妄言，不轻言音韵，不为天下先”，是商承祚为自己定下的学术原则。所以每有新资料出土，他发表的文章往往在后，并教导后一代在写作时，要摆事实，讲道理，言必有据，不夸夸其谈。商承祚在研究上的慎重，从其所著《石刻篆文编》便可窥见一隅。这本著作共十四卷，收录篆文2921字，商承祚从完成《殷墟文字类编》后便开始着手，历经整整三十二年，方于1957 年出版。作为中华书局“考古学专刊”系列之一，该书兼具工具书属性与学术研究价值，被古文字学界广泛引用。
于学术一途，商承祚始终有自己的“道”。1965 年，郭沫若在《文物》第6 期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在书法上是伪托的，《序》也是经篡改的，随即掀起一场学术风暴，一大批知情学者纷纷转向支持郭说。在这时候，商承祚没有跟风，反而多方考证，撰写了《论东晋的书法风格并及兰亭序》一文，对“伪托”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这场精彩的“《兰亭》论辩”至今仍是书学界的传奇。
商承祚在书法艺术理论上，重视实践，不尚空谈。强调书法艺术要有时代精神，反对软弱、衰颓、怪诞等情调和作风，要真正写出自己的风格，才叫做“有我”。他极为强调基本功，“目的明确，方法对头，肯下功夫，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是学好书法的要义。商承祚的观点对广东书坛影响深远，他多年来在各种书法比赛、展览中担任评委，没有个性的以及书风狂怪、颓废的作品常被否决，错别字更是难逃法眼。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永正认为：“至今广东书坛重视传统、重视基本功的整体倾向，是与容、商二老当年主持书协时的主张分不开的。”
如果说商承祚的学术研究是“深”，那教育便是“广”。他青年时便执教十数所高校，晚年时则愈加“有教无类”。1962 年广州成立文史夜学院，他常到书法专业班中讲课，还主持过全市性的大型书法讲座；七十年代后期，书法事业勃兴，又亲临各种书法学习班、培训班讲课；八十年代任羊城书画艺术学校顾问，不顾高龄，每学期都到学校讲演一次，学生们还记得授课的内容包括碑帖的介绍、毛笔的发展历史、墨的使用方法等。商承祚认为，书法须从儿童时期学起，故一直都关注青少年的书法教育。上世纪六十年代中，他就曾收过多名六七岁的小孩为弟子，手把手地教导，以一位成名学者的身份去指导儿童学习书法，在广东书法界中传为美谈。
商承祚不仅是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名副其实的收藏家。自父辈起家中便有许多古董，而从少年时期起商承祚更是从未放弃收集文物的爱好，把自己的零花钱和工资几乎全“上交”给了古董铺。他并不将这些文化瑰宝据为己有，自始至终坚持“独乐莫如众乐”，从1964年至1995 年的30 余年里，商承祚及其后人先后向广东、湖南、江苏等地的博物馆捐赠的书画、陶瓷、青铜器等文物就有近千件。其中包括陈澧、康有为等多位名人的书迹，而董其昌的《秋山图》、郑板桥的《风竹图》、《岭南三家书册》等更是罕见珍品。
商承祚在校从事研究时，举凡新出土的铜器铭文拓本，以及国外编印而进口不多的书籍，得到后即放置在古文字研究室供大家参考使用。他认为：“这样才有利于学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其遗风，2002 年，商承祚后人在中大图书馆专门设立“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书纪念室”，将中国这两位文化名人毕生收藏的4200 余册(卷)的珍贵书籍全数捐赠。国家文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张文彬在2007 年深圳博物馆“商承祚教授捐献文物展”开幕式上说，商承祚和家人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居全国第一。
“九十可算老，八十不稀奇，七十过江鲫，六十小弟弟，四十五十爬满地，二十三十睡在摇篮里。”这是他1959 年写的一首幽默的《年龄歌》，字里行间尽显豁达。晚年的商承祚身体十分硬朗，年过八旬依然手灵腰直，步足平稳，喜穿一身夫人孙慧芬女士亲手缝制的唐装，夏天手中再添一柄上书甲骨文“好风”二字的小团扇，悠游在绿树成荫的康乐园。中山大学南校园，至今仍处处可寻得先生的踪迹，惺亭、梁銶琚堂、英东体育馆、马应彪招待所、陆佑堂、哲生堂等建筑的牌匾，皆为其亲手题写。
1991 年5 月12 日，商承祚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岁。他的学生，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季思教授撰写了一副挽联，可谓商承祚先生一生之写照。联云：
一代师儒无遗恨，千秋学术有传人。
斯人长存，斯书长存，斯学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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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记者 李可欣
出品：羊城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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