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茶坑村人。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戊戌变法核心人物，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
一生写作四十余年，著述逾一千四百万字，涵盖多学科领域。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饮冰室合集》，分《文集》四十五卷、《专集》一百零四卷。
梁启超以“爱国”为底色，以“求新”为特征，被誉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旗手”，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成为中国近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珠江三角洲南端，西江与南海交汇处的广东新会茶坑村，是梁启超的桑梓之地。这里“西江水涨水落，南海涛声依旧”的自然环境，塑造了茶坑人“抗拒灾难，善于应变”的坚韧性格，而“好读书、尚学问”的风气更融入当地世代传承的基因。同治十二年（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诞生于这个小岛村落，这份坚韧与向学的禀赋，悄然奠定了他一生治学与追求的底色。
梁启超诞生的时代，恰逢李鸿章所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列强环伺，内则清廷腐朽，传统秩序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梁启超的一生始终站在这一“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以笔为舟在学术与文化长河中摆渡——既是戊戌变法的核心推动者，也是近代中国“新史学”“新文学”的开拓者；既以“新民说”唤醒国民，又以“趣味教育”培育栋梁；既深耕传统典籍，又引介西方思想。逾一千四百万字的著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求新精神，以及“爱国救国”的不变底色，共同铸就了他在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
桑梓启蒙与少年治学：旧学根基与新学转向
梁启超的治学始于传统蒙学浸润，却在青年时期迎来关键转折。与茶坑村“好读书”的世风相契，他的少年时光循着“科举入仕”路径稳步前行：十一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考取举人，成为科举时代的“佼佼者”。
初入广州时，梁启超就读学海堂，专攻乾嘉时期盛行的“训诂考据之学”。但他很快察觉科举八股文“空洞无物”，训诂考据虽严谨却局限于故纸堆，难以回应“大变局”下的国家需求。这种 “学术与现实脱节”的困惑，为他接纳新学埋下伏笔。
真正改写其治学轨迹的是与康有为的相遇。尽管按科举等级“举人拜秀才为师”堪称“违例”，但康有为将“今文经学”与西方政治学说相结合的开阔视野，让梁启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毅然退出学海堂，拜入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学习。
在万木草堂的四年，梁启超系统学习中外历史、政治与学术源流：从中国历代制度演变到西方政体架构，从孔子“仁学”现代解读到卢梭、孟德斯鸠思想简介。康有为“独立思考、自由讨论”的学风，让他养成“中西对比、古今贯通”的思维习惯，为其一生学问和变法维新打下理论基础，从“传统士人”初步成长为兼具传统学识与现代意识的思想者。
变法求索与文界革新：以笔觉世开风气之先
1895年甲午战败后，梁启超与康有为联合数千举子发起“公车上书”，踏上变法维新之路。这一时期，他以文字传播变法思想、唤醒国民意识，迎来学术与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
政论写作：《变法通议》与“新民体”的力量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连载代表作《变法通议》。他指出中国积弱根源不仅在“清廷腐朽”，更在“民智未开”，变法需从教育与国民性入手。《变法通议》中六篇聚焦教育的文章，成为“教育救国”理念的宣言。《学校总论》批判科举“埋没人才”，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论师范》强调“师范为教育之母”；《论女学》痛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主张创办女学。这些观点为戊戌变法教育改革提供理论支撑，成为近代女权运动与新式教育的思想源头。
为了让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梁启超开创“新民体”文风。这种文体介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摒弃八股僵化格式与桐城派晦涩典雅，兼具 “奇伟磅礴”的气势与“笔端常带感情”的温度。《时务报》发行量从三千份飙升至一万七千份，“新民体”风靡全国，成为思想传播的利器。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是梁启超对国家与国民寄予的希望，也是他“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宗旨的体现。梁启超的文章尤其是政论文，特点十分鲜明，从不斤斤计较于细节论述，而是奇伟磅礴，纵横大气，无论气势、胸襟还是情感，都令读者折服。郭沫若曾回忆：当时知识青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思想的洗礼”，“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梁启超还编纂《西学书目表》，系统著录三百多种西方译著，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书后《读西学书法》还指导治学门径，成为近代知识分子接触西学的“导航图”。
文学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开拓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接触更多西方与日本近代文学，意识到改造国民性既需政论“呐喊”，更需文学“浸润”。他先后发起“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重构中国近代文学形态与功能。
“诗界革命”主张打破传统诗歌格律与题材局限，“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强调诗歌应保留韵律之美，融入西方思想、近代科技与家国情怀。他推崇黄遵宪《今别离》等诗作，自己也创作《爱国歌四章》等新体诗，在青年中广为传唱。
1902年，梁启超创办中国第一份专门小说刊物《新小说》，标志“小说界革命”正式兴起。他在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颠覆“小说为小道”的偏见。他认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基于这一理念，梁启超创作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预见 “1912年清亡”“南京定都”等情节，更预言“世界博览会将在上海召开”。这部作品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小说先河，成为青年了解世界的窗口。
政坛浮沉与学术转向：弃政从文拓宽学科疆界
1912年民国建立后，梁启超回国投身北洋政坛，组织“进步党”，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试图推动制度改革。但军阀纷争与政治黑暗让他理想破灭，意识到自己“根本不能有所作为”。
1915年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支持蔡锷发动“护国战争”；1917年张勋复辟，他再次发声反对，并短暂担任财政总长。经历系列政坛浮沉后，梁启超晚年潜心讲学和学术研究，这一转身让中国近代学术迎来“多面手”式的开拓者。
欧洲游历与思想转变
1918年底，梁启超远赴欧洲游历。时值一战结束，他到访英、法、德等国，考察凡尔登战场废墟，观察巴黎和会。当看到列强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他痛心疾首，深刻认识到“西方文明并非完美无缺”。
这次游历彻底改变其认知，此前他曾热衷西方思想，认为资本主义与科学可救中国；但战后欧洲的社会危机让他反思“科学万能”的误区，转而认为传统中国智慧能治疗“现代病”。《欧游心影录》中，他指出西方文明“偏于物质，偏于竞争”，而中国的“中庸”“和谐”思想或为人类文明未来提供方向，为其学术研究定下“中西融合”的基调。
学术深耕：多领域的开拓与奠基
梁启超晚年将全部精力投入办学和讲学，在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多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著述“学术性更加纯粹，论述更加深刻严谨”。
梁启超对近代学术的最大的贡献是开创“新史学”。他在《新史学》《中国史叙论》中痛批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主张建立“以国民为中心”的新史学。他提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通过梳理社会群体互动与发展规律，为国家未来提供借鉴。
基于这一理念，他以新史学视角整理旧思想：《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分析学派兴衰与思想碰撞；《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用现代法学理论梳理古代法律思想；《中国古代币材考》通过货币材料演变揭示古代经济变迁。
梁启超还以新史学方法为重要人物作传，《李鸿章传》等作品既肯定功绩也批判局限，开篇“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的辩证态度，至今为史学界称道。《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与西方航海家比较，既弘扬民族开拓精神，又感慨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兴衰。
欧洲游历后，梁启超意识到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未完成《中国佛教史》，但《佛教之初输入》《佛典之翻译》等文章，结合历史文献与域外资料考证佛教传入路径，开创“以史学方法研究佛教史”的先河。
先秦诸子研究方面，他打破“独尊儒术”的观念，主张“平等对待诸子百家”。《墨经校释》通过文字训诂与逻辑分析，揭示墨家“科学精神”与“逻辑体系”；《先秦政治思想史》梳理诸家政治主张，为现代政治建设提供借鉴，让“诸子学”成为近代独立学科。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清代学术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变期”，系统梳理顾炎武、戴震等学者成就，分析清代学术“反对空疏、注重实证”的特点。书中，他坦诚反思自己“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者未有闻”，尽显学者本色。
文献学领域，《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总结辨别古书真伪的方法；《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为初学者推荐必读书目并说明精读泛读要点，成为近代国学普及重要读物。
梁启超“用功极勤，一年到头总不肯休息”，壮年起养成“夜间写作的习惯，往往彻夜不眠”。《戴东原哲学》一书是他“连续三十四个小时不睡觉赶成”；晚年患病后仍在清华大学上课，无力撰稿时便让学生速记再校订成讲义；临死前数月还拼着最后一口气撰写《辛稼轩先生年谱》，得罕见史料后冒死出院写作。
他自嘲“不能专精有成”，思想“没有主线”，但认为中国闭塞数百年最需“将世界上所有先进学问不限量输入”。他的使命不是做“某一领域的深度专家”，而是做“学术陈胜、吴广”，为后续学者开辟道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令人敬佩。
育才传薪与教育实践：以教启智铸就校训精神
梁启超的学术贡献更在于以教育传递“新民”理想与治学理念。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拟订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再到“趣味教育”的倡导，他的教育实践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国民素质的提升。
《京师大学堂章程》与清华校训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受光绪之命拟订《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北京大学前身的第一份办学规范，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章程共八章五十四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规定京师大学堂“统辖各省学堂”，附设中小学堂及师范斋，设有藏书楼、译书局等，还规定“选派学生游历海外”制度。
章程开创性提出“兼容并包、中西并用”“重视通识与师范教育”“课程严密切实”“破格选拔人才”等思想，开设算学、物理、外语等现代学科，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为新式教育推广培养师资，“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设计了良好开端”。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最早也由梁启超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于《周易》中的乾、坤二卦，卦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冬，梁启超到清华发表了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即以这段话为中心内容，指出：君子既应该像天道运行一样刚健不息、坚韧强毅，又应该像大地一样宽厚博大、容载万物，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改造国家与世界的历史重任。
清华“四大导师”的风采
1923年起，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授课；1925年任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学生回忆，他上课常谦逊地说“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稍停又幽默补充“可是也有一点喽”。他的课程从“先秦政治思想”到“清代学术概论”，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让学生如沐春风。
他还曾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学识与爱国情怀感染学子。周恩来1917年聆听其南开演讲后盛赞“气度雍容，言若金玉”；东渡日本时仍常读《饮冰室文集》，与这位流亡前辈产生强烈共鸣。
“趣味教育”与“知育、情育、意育”
梁启超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趣味教育”。他认为“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与“求学的前提”，强迫学习会“摧残趣味”导致厌学。《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指出教育关键在“唤起学生趣味”，实现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变。
他提出“趣味教育”方法：以趣味为目的、持之以恒、深入研究、寻找同道伙伴。这一理念强调“学生主动探索”，既要“快乐地学”，还要“学出乐趣”。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教育应分“知育、情育、意育”：“知育要教到人不惑”，培养明辨是非的智慧；“情育要教到人不忧”，领悟人生不圆满的本质；“意育要教到人不惧”，锻炼面对困难的勇气。这一理念融合儒家“智、仁、勇”的传统，并注入了近代人格培养新内涵。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的教育理念亦体现在家庭教育中，成就“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他注重品德与趣味培养，通过家书鼓励子女自主探索：长子梁思成成建筑学家，主持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次子梁思永为考古学家，奠定中国近代考古学基础；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构建中国图书馆学体系。子女们皆在领域内深耕，印证其“趣味教育”“知育情育意育并重”理念的成功。
“新民”理想与爱国底色：思想不朽影响深远
梁启超的治学、著述与教育始终围绕“新民”与“爱国”这两大核心。他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爱国，一贯主张是救国。一生政治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贯彻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这份底色让他的学术思想超越时代，至今充满生命力。
梁启超热诚拥护现代科学，1902年写下《格致学沿革考略》介绍西方科学发展，主张学习“科学精神”这一适用于自然与人文社科的思维方式。但他坚决反对“科学万能”。五四运动后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中指出：“人类生活离不开理智，但倘以理智涵括全部生活就错了，还有更重要的情感部分”，其中“爱”与“美”是“科学无法涵盖的”。这种观点避免“盲目崇洋”与“文化保守”，体现“中西融合”立场。
梁启超对后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学术上，他开创的“新史学”“新文学”等为近代人文社科奠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至今是必读书目；教育上，“趣味教育”理念、《京师大学堂章程》设计、清华校训传承，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方向；思想上，“少年中国说”“新民说”与爱国思想唤醒了一代代青年，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标志。
胡适为他题写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他以文字推动思想革命，以“中国新民”自许践行爱国誓言。正如梁漱溟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中写道：“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文 | 记者 何宁
出品：羊城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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