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小传】冼玉清 (1895-1965)
自署“琅玕馆主”,出生于澳门,祖籍广东南海西樵。中国近现代著名女学者、诗人、古文献专家,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她一生致力于岭南文化研究、广东地方文献整理与佛教典籍发掘,在学术上成就卓著,被誉为“千百年来岭南巾帼无人能出其右”的“不栉进士”“岭南才女”。著有《广东文献丛考》《广东之鉴藏家》《广东女子艺文考》《广东丛帖叙录》《广东文献丛谈》《广东印谱考》《粤讴与晚清政治》《近代广东文钞》《更生记》《碧琅玕馆诗集》等。

冼玉清,中国近现代著名女学者,岭南大学及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她一生未嫁,坦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将全部生命奉献给教育与学术。抗战时期,她随校内迁,在连州烽火中坚持授课。晚年将毕生积蓄捐给国家,病榻前写下“只觉得温暖,不觉得伶仃”。她一生清贫自守,却为岭南文化留下丰厚的学术遗产。这位独身女子用生命诠释了岭南学人的风骨与担当。
澳门启蒙 师从陈子褒
1895年1月10日,洗玉清出生于澳门。她的祖籍是广东南海西樵,因咸丰年间洪杨之乱,家乡生计艰难,祖父携家逃往澳门谋生。父亲在澳门艰苦奋斗成人,虽少年失学,却极为重视子女教育。母亲为农家女子,勤俭持家,敦厚善良。
八岁那年,冼玉清在澳门林老虎私塾启蒙。九岁至十一岁就读干澳门启明学校,该校课程已包括体操、算术、地理、唱歌等现代科目,教师思想开通。1907年,十二岁的冼玉清转读陈子褒的“灌根学塾”。
陈子褒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戊戌变法失败后转向教育救国。他主张“欲新中国,必培养未死之人心;欲培养未死之人心,舍新教育之学校莫由”,强调教育应从儿童入手,教材须浅显易懂。他亲自编写分级识字课本,推行“解字七级”教学法,注重训诂与实用结合。
冼玉清在灌根学塾前后八年,系统接受了这套教学训练,严谨的学术训练,培养了冼玉清扎实的文献功底。
陈子褒临终之年曾自豪地说:“在澳(门)时完全听受七级字者,惟小女翘学及女生冼玉清。玉清从余游八年,得不称为老友乎?”
这段经历不仅赋予她深厚的国学功底,更塑造了她的人生观。她后来回忆:“(陈子褒)他认为要救中国须从教育入手。我一生受他的影响最深——也立意救中国,也立意委身教育。”十六七岁时,她便立志独身不嫁,原因在于:“一有家室,则家庭事务琐碎,不免分心,想全心全意做好教师,亦难免失贤妻之职,二者不可兼得。”这一决定贯穿她的一生。1916年,冼玉清赴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学习英文。两年后,她随父母赴广州参观岭南大学,被校园环境深深吸引,“我觉得这地方远离市尘,真是藏修之所”,遂决心转学。
碧琅玕馆 学术初成
1918年,她转入岭南大学附中,1920年升入岭南大学文学院,1924年获文学士学位。
岭南大学的教育宗旨“以最新之学识,最正之道德,栽培吾华之青年”与冼玉清的人生理想高度契合。在校期间,她已展现出优异的学业能力与教学潜力,自民国十年(1921)起就在附中兼任历史与国文教员。1925年,她被聘为岭南大学国文系专任助教,时年三十岁。
从此,她正式踏上艰辛而坚定的学术之路。
作为教师,冼玉清平易近人、学识渊博,被学生亲切称为“冼子”“冼姑”。她的课堂生动有趣,有学生回忆她“讲解李清照《声声慢》时,连窗外的雨声都仿佛成了词中意境”。
她的研究风格朴实无华,重实证、轻空谈,强调“爬梳古籍,实事求是”。她的学术方向则集中在岭南地方文献、女性艺文史、佛教典籍整理三个方面。
1927年,岭南大学首任校长钟荣光赏识其才德,力荐她担任岭南大学博物馆馆长,在此期间她精心整理馆藏文物,为学校文物保护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30年,岭南大学破例为洗玉清拨付“九家村”一宅作为居所,即“碧琅玕馆”,冼子别号“琅玕馆主”即来源于此。这座位于康乐园的住所成为她潜心学术的天地。住所布置简朴,藏书丰富,走廊被改造成书房,书架隔出小小的客厅。在这里,她度过了数十年的学术生涯,接待过无数学生和学者。

在如今的中山大学校园里,笔者问遍过往师生,竟无人知晓冼玉清曾居住在哪一栋楼。最终在巡逻保安的地图上,我们才找到了标记——那栋被竹影半掩着的小楼。若不细看,很容易就会错过。
小楼略显破旧,似乎久未打理。“碧琅玕馆”的牌匾早已不见踪影。院内另一块牌子记载着这座建筑的来历——韦耶孝实屋,由美国耶孝实夫人于1916年捐建,历经多位学者名流居住。
正是在这栋小楼里,冼玉清先生度过了她学术生涯的重要岁月。碧琅玕馆不仅是她的居所,更是她潜心研究的书斋。无数个深夜里,她在此整理岭南文献,校勘古籍,撰写文章。
著述等身 文脉绵延
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冼玉清在碧琅玕馆笔耕不辍,撰编了大量学术与艺术论著。她尤重乡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凡涉及岭南人物、书画、碑帖、印谱、宗教者,皆广搜博采,穷幽探微。
1929年秋至1930年夏,她北游京华,饱览旧京风情,绘《旧京春色图》,其间,她应邀参加燕京大学落成典礼,结识张荫棠、陈垣、伦哲如等硕学鸿儒,眼界为之大开。归后写成《万里孤征录》六卷稿,自谓“阅之可使人增益见闻不浅。”可惜手稿于抗战期间尽毁。此后十余年间,她在《岭南学报》陆续发表《元赵松雪之书画》《元管仲姬之书画》《梁廷柟著述录要》《苏轼居儋之友生》《招子庸研究》等论文,每一篇皆见解独到。她将多年研究成果汇辑为《广东文献丛考》,成为岭南文史研究的重要基石。
1936年,她的自传体作品《更生记》出版,记述自己早年患病濒危的经历,文字清丽而情真意切,被誉为“近代女性散文之珍品”。1941年,《广东女子艺文考》由商务印书馆刊行,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梳理粤籍女性文艺创作的专著。书中收录近百位名媛闺秀的诗文集、画作与生平事迹,不仅填补空白,更为后世女性文学研究开辟路径。陈寅恪读后赞曰:“大作不独文字优美,且为最佳之史料。”
与此同时,她还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东文献馆委员、国史馆协修等职,主持或参与编纂《广东艺文志》20 卷、《文史丛书》2种、《广东文物集》10卷、《广东丛书》3集及多篇粤人传记。
她亦擅诗词,所作《碧琅玕馆诗集》甲乙丙三卷、《琅玕馆近诗》《琅玕馆词钞》,情感真垫,格调高远。抗战期间颠沛流离,她写下《流离百咏》,容庚读后叹曰:“一代闺门好女子,百篇诗卷怨流离。”
在金石书画方面,她少时师从名画家李凤公,工笔设色,得宋人遗韵。存世之作如《旧京春色图》《九如图》《水仙图》,皆清雅脱俗,气韵生动。她精于鉴藏,尤重岭南碑帖与印谱,早年撰《粤东印谱考》,后扩为近十万字的《广东印谱考》,并自辑《琅玕馆印谱》另著《广东丛帖叙录》,皆为该领域奠基之作。

爱生如子 慷慨解囊
尽管个人生活简朴,她对需要帮助的学生却极为慷慨。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就读岭南大学时,曾受教于她两年。后来冼星海赴法深造,冼玉清慷慨资助50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她对学生极为关心。黄天骥教授回忆:一次他在马岗顶偶遇冼老师,被邀请到家中做客。进门后,只见客厅由走廊隔成,书架林立,陈设简单。临别时,她拿出一个宽口的玻璃瓶子,从瓶子里很小心地倒出了一粒糖莲子,请他品尝,碟中只有一粒,他推让,她坚持道:“就专门请你吃的。”
这粒发黄的莲子,成了黄天骥心中的记忆。它不是奢华的馈赠,却饱含慈母般的温情。正如黄天骥所悟:“赠我以一粒莲子,还是一大堆莲子,在表明她对学生的爱心而言,其实是一样的。”
她节俭自律,饮食清淡,衣着朴素。长年穿浅花色或纯蓝色旗袍,剪裁也不讲时尚。有人笑她“孤寒”(粤语,吝啬),实则误解。她对自己节俭,对国家却无比慷慨。
抗美援朝时期,她本已积攒一笔钱准备购房养老,但当得知国家需要捐款支援前线时,她毅然走进财务处,要求将全部积蓄捐出。中山大学原校长黄焕秋回忆:“领导劝她再考虑,她态度坚决,只要求不要宣扬,替她保密。”
这笔款项数额巨大,足以购买一栋像样的房子,但她选择放弃。此后一生,她都住在学校提供的旧屋中。
抗战烽火 坚守气节
抗日战争期间,冼玉清以文学为武器,记录日军暴行,抒发爱国情怀。1937年8月,日军开始轰炸广州,她选择留在学校,目睹并记录了战争惨状。
在《市区日夜轰炸》一诗中,她悲愤写道:“合阵分围兵事有,凶残似此古今无。压城霹雳进昏昼,动地雷霆震发肤。历历楼台现兴废,蚩蚩氓庶实何辜。哀声且晚冲雪汉,寡妇孤儿哭无途。”
《闻警至避难所》则刻画了百姓躲避空袭的艰难:“呜呜哀角传空警;前路跟跄足力殚;举目天涯同患难,屈身地窖暂盘桓。一旬八夜长开眼,半日三逃惯废餐。痛定辄思摩垒士,几人肝脑阵中残。”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逼近广州,岭南大学宣布疏散,她不得不离开。她选择返回出生地澳门避难,几经波折,于10月16日抵达澳门,10月21日,广州沦陷。
但在澳门仅住一个月,当得知岭南大学将在香港复课时,她立即接受邀请,于11月14日赴港任教,坚持讲学三年余。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日伪政权试图拉拢她与前清翰林张学华组织“香港东亚文化协会”,面对威逼利诱,她坚决拒绝,并在诗中明志:“国愁千叠一身遥,肯被黄花笑折腰”。
1942年6月,香港局势恶化,无法久留,她化名“冼清”,持“渡航证”秘密乘船返回澳门。途中经历重重检查,打针验粪,备受羞辱。她在《澳门小住记》中记述:“吆喝叱咤之声,冷酷狰狞之貌,非有血性者所能忍也。”
随校播迁 辗转不悔
此时澳门虽未沦陷,但受战争波及,物资匮乏,正经历严重饥荒,她家中虽有一定经济基础,也面临粮食短缺困境。
同年7月,岭南大学决定在粤北曲江仙人庙复课。校长李应林派李毓弘赴澳邀她返校,李毓弘劝她说:“弱女子毅然先到,丈夫汉又何以为辞?此一举动,其影响甚大者。”
亲友则劝她留下:“他人来澳,无以为生。汝之情形则异。汝有住有食,可以优游自得,何必冒艰难凄痛,与逐衣食者奔波?”
但她反复思量后,决意内迁。在《澳门小住记》,她剖白心迹:
“予再四维思,以为去则生命可危,留则志气有憾。何所遵从哉?譬如父母病危,为子者不奔侍汤药,置身事外,何以为人?今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应与全民共甘苦,倘因一己优越条件,而高枕苟安,非素志也。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临事难毋苟免’之谓何,遂排除众议,决定内迁。”
1942年8月,她乘“白银丸”从澳门出发,经广州湾辗转北上,途中行李尽失,跋涉险途,历时四十余日,于9月27 日抵达粤北曲江岭南大学。
她在连州任教期间,深入考察当地历史文化,撰写《连县之地理资源》《静福山之文献》等文章,保存了大量地方史料。
1944年中秋,连县民教馆与妇委会联合举办“迎月会”,邀请她演讲。当时兵荒马乱,她身边无书可查,全凭记忆讲授《诗人对月之各种感情》。她朗诵并分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咏月诗中的情感,最后总结道:
“月是天上最美丽的东西。诗是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情感是世上最微妙轻灵的东西,诗人把他们的情感和天上人间最美丽的东西描写出来,所以姊妹把它贡献给各位听。”
她还动情地说:“总之希冀抗战成功,希冀和平早日降临,这是我们共同的心理。但祝明年中秋,战氛尽扫,各返乡间,我们得到一个更美满、更如意快乐的赏月。”
在2025年上映的电影《坪石先生》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月色如水之夜,数学家黄际遇陪同英国学者李约瑟造访冼玉清居所。清辉满院,竹影婆娑,冼玉清笑言:“今夜平安,若无诗画相酬,岂不辜负这良辰美景?”黄际遇即兴挥毫,绘就墨梅一枝。月光透过瓶中梅花与院中竹隙,在画纸上投下疏影,与梅枝交相辉映。
黄际遇凝视画作,缓缓道:“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生灭。”冼玉清接言,声音轻柔却坚定:“何期自性,能生万法。”这段仅两分多钟的场景,成为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片段之一。
梅之傲骨、竹之坚韧,恰是先生的精神象征。

晚年坚守 奉献至终
新中国成立后,冼玉清选择留在内地继续学术工作,香港多家机构曾以高薪诚聘,都被她婉拒。她表示:“有一事我认为做得正确的,就是肯跟共产党走……我应该支持共产党建设新中国。”
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她转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1955年退休,但仍继续研究与写作。
1963年9月,冼玉清确诊乳腺癌。在治疗期间,她深切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后来在《我病中对共产党的体会》发言中,她动情地说:“我是一个独身女子:无翁姑、无父母、无丈夫、无儿女、兄弟姊妹都不在内地,原本是十分伶仃孤苦的。但得到党的关怀,又有这么多徒子徒孙,我只觉得温暖,不觉得伶仃。”“在医院里,每日梳头抹身都有看护代劳。他们都叫我做‘宝宝’,你说好玩吗?医院每星期有三天许人探病,我的学生如李悦彩、马昌发、刘佳有、彭卓平等等包办煮东西来给我吃,所以我住院虽有七个月之长,而生鱼汤、牛肉汤、鸡汤、田鸡饭等我是吃之不尽的。因此看护们说:‘有十个儿女的人,都没有冼教授这样矜贵呀!’……俗语云:‘耳闻不如目击,目击不如感受’。我就把我身受照实向众人说说。”
1964年,她立下遗嘱明确表示“钱财所以济人利物,非徒供个人享受”,将毕生积蓄以及家族遗产巨款分为两部分:少量用于亲属,绝大部分捐作社会公益。她特别嘱咐:“此款是已出之物,如何用途,由你们支配,总要用得适当就好了。但此事只系围内人知道便了。切不可宣传,更不可嘉奖。”
1965年10月2日,冼玉清病逝于广州肿瘤医院,享年70岁。根据遗嘱,她珍藏的文物、书籍和手稿分别捐赠给广东省文史馆、中山大学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单位。
一生节俭 一世富有
冼玉清的一生,是为学术、教育和岭南文化奉献的一生。她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坚定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成为近百年来岭南文化史上最杰出的女性代表。
虽立誓独身,她却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将全部爱心奉献给了教育事业;生长于富裕家庭,生活极其简朴,却将毕生积蓄捐献给社会;抗战期间坚守气节,拒绝附逆,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骨气;毕生致力于岭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文化传承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她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是认真教书、踏实做学问。她穿简单的旗袍,住学校的房子,吃清淡的饭菜,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与研究。对学生,她像慈母般关怀;对国家,她倾尽所有支持。她让后人看到,所谓风骨,不过是危难时的坚守;所谓担当:不过是抉择时的勇毅。
今天,中山大学校园里,很少有人知道冼玉清曾经住过哪栋房子,但她的学术成果仍在被研究,她的教育精神仍在被传承。黄天骥教授还记得那粒糖莲子的味道,记得冼老师慈爱的目光;历史学者仍在引用她整理的广东文献;她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延续着她未竟的学术事业。
冼玉清离去已有半个多世纪,她没有留下子嗣,没有购置房产,最后将巨额款项捐给国家。她留下了等身的著作,留下了对岭南文化深沉的爱,更留下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始终如一的操守。(除署名图片外,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文 | 记者 许敏
出品:羊城晚报社
总策划:任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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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龚丹枫 卫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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