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梁方仲（1908—1970）
名嘉官，号方仲，广东番禺人，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明清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奠基人之一。
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先后修习农学、西洋文学、经济学，获硕士学位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4年与吴晗等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创办中国首份社会经济史专业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曾赴日本、美国、英国等地从事学术研究，学贯中西。1949年后执教于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开设新中国首个中国经济通史课程，培养大批经济史人才。
其研究以明代赋役制度为核心，拓及户口、田地、田赋等多个领域，著有《一条鞭法》《明代粮长制》《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被国际学界誉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一生坚守学术独立，远离政治，以“迂腐”自守，其治学方法与人格精神深刻影响了当代史学界。
在广州康乐村中山大学的梧桐浓荫里，曾坐落着一间略显简朴的书房。七十年前，一位戴着眼镜、神情谦和的学者常在此伏案疾书，窗外的政治风云与世间喧嚣，似乎都被他隔绝在案头的古籍与手稿之外。这位学者便是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被国际学界誉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梁方仲的一生，始终与“寂寞”相伴。他出身十三行名门世家，本可跻身仕途或拥抱名利，却主动选择了最清冷的学术荒原；他身处新旧思潮激荡的年代，却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以“迂腐”自守；他的研究曾一度被主流史学边缘化，却在数十年后重新成为学界前沿的起点。晚年病榻上，他以“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自咏，这“迂腐”二字，正是他学术人格最鲜明的注脚——那是对独立精神的坚守，对学术真理的执着，更是对民族文化脉络的默默守护。
众多后学曾发问：是什么让梁方仲能在时代洪流中独辟蹊径，以一生之力铸就一门显学？答案或许藏在他早年家世的熏陶里，藏在中西合璧的学术训练中，更藏在动荡岁月“甘于寂寞”的坚守与清醒中。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学术足以超越时代，而纯粹的灵魂终将照亮未来。
家世与初心：远离仕途的学术萌芽
梁方仲的人生选择，从出生时便埋下了伏笔。1908年，他生于北京，父亲梁广照时任刑部提牢，正值官运亨通之际，遂为其子取名“嘉官”，寄望他日后加官晋爵、光大门楣。但这个承载着家族仕途期待的名字，却被梁方仲终生拒用，始终以“方仲”行世——这份少年时的倔强，早已预示了他与官场的疏离。
梁家的家世背景，既赋予了梁方仲深厚的家学积淀，也塑造了他对政治的警惕。其先祖梁经国是广州十三行“天宝行”的创立者，虽以经商发家，却极力推动后代走“读书科举仕宦”之路。历经三代经营，梁家已成广东有名的书香门第，连续出了翰林与举人。然而，晚清的时代浪潮打破了这份顺遂。梁方仲的祖父梁庆贵曾参与“公车上书”，领导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却因与督办岑春煊政见不合遭抓捕罢官。这场仕途剧变让梁家深受打击，辛亥革命后，梁庆贵与梁广照皆以遗老自居，拒绝任职民国政府，转而投身教育。
幼年的梁方仲亲历了家庭的变故，更常听闻先辈口中的官场黑暗，政治在他心中早早蒙上了阴影。11岁时，他写下“壮志何时遂，昂头问太清”的诗句，显露的不是对仕途的向往，而是对人生价值的深沉思索。面对家庭“只读四书五经、不许进洋学堂”的旧规，他与弟弟据理力争，最终获准北上就读新式学堂——这份对新知的渴望，成为他日后学术道路的起点。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梁方仲就读的北京崇实中学美国校长因干涉学生反帝活动动手打人，他愤然退学，转赴天津南开中学。这段经历进一步强化了他的独立人格：当权威与正义相悖时，他绝不妥协。1926年，仅具高中一年级学历的梁方仲考入清华大学，最初选择农学系——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对“民以食为天”的深刻认知，以及对中国农业问题的深切关怀。一年后农学系因生源不足裁撤，他先转入西洋文学系夯实外文基础，最终定位于经济系，只因“经济学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农业经济当属核心范畴”。
从清华本科到研究院的七年，是梁方仲学术根基的关键建设期。在这里，他既承继了家学熏陶的国学功底，又系统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社会学的训练，更结识了吴晗、汤象龙等志同道合的挚友。1933年，他以《明代田赋史》为毕业论文获硕士学位，正式确立了以传统农业经济为核心的研究方向——此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个选择将让他在学术荒原上独行数十年，却也最终开辟出一片全新的天地。
学术拓荒：“一条鞭法”与新史学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仍被传统政治史、文化史的“显学”主导，经济史研究尚属冷门。但梁方仲敏锐地意识到，要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回溯传统社会的经济根基；而传统中国的经济命脉，正藏在农村的田赋制度之中。“民国田赋实滥觞于明代一条鞭法”，带着这份问题意识，他将研究的切入点锁定在这一纷繁复杂的制度上，由此开启了“明代赋役制度世界权威”的学术生涯。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推行的赋税徭役改革，因其推行时间长、地域差异大、记载零散混乱，研究难度极大。梁方仲开创性地将西方社会科学方法与传统考据学结合，展开了“小题大做”的系统研究：他遍查各地方志、宫廷档案，搜集数万条资料，对制度的起源、演变、地域差异进行细致梳理，最终在1936年发表了四万余字的《一条鞭法》。这篇论文首次清晰勾勒出该制度的核心内涵，指出其“打破两三千年实物田赋、标志货币经济兴起”的历史意义，一举震动学界。
国际学界的认可接踵而至。1937年，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权威杂志连载，译者盛赞其为“明代土地租税制度研究少壮学者”；1956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将其与《释一条鞭法》合并译成英文出版，费正清亲自作序，称其“为西方理解中国传统经济制度提供了关键钥匙”。著名史家何炳棣更直言“梁方仲是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这份评价，成为他学术地位的最佳注脚。
以“一条鞭法”为起点，梁方仲的研究不断拓展深化。他先后发表《明代一条鞭法年表》《明代一条鞭法的论战》等系列论文，构建起该领域的研究框架；对明代粮长制度的研究，更以近十万字的《明代粮长制》澄清了长期以来的认知误区，这部著作是他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专著，凝聚了二十余年的心血。而脱稿于1962年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更是一部跨越两千余年的皇皇巨著：他搜集西汉至清末的文献数据，制成235份统计表格，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建立了首个“数字基础”。遗憾的是，这部近百万字的著作因政治原因，直到他去世十年后才得以出版。
梁方仲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具体问题的突破，更在于推动了一个学派的崛起。1934年，他与吴晗、罗尔纲等十人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明确提出“帝王英雄传记时代已过，新史应是社会的、民众的”，并创办中国第一份“社会经济史”专业刊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这个研究会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他们以“注重史料、专攻专题、关怀现实”为宗旨，将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引向具体制度与社会肌理的考察，为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杨联陞在《赠方仲》中所赞：“北国学者莫之先，一代经纶独贯穿。”这份“贯穿”不仅是学识的融通，更是学术范式的革新。
海外淬炼：坚守中立的学术行者
1937年6月，梁方仲东渡日本进行学术考察，本欲深入研究日本学界的中国史研究成果，却因“卢沟桥事变”突发，毅然中止访问，与弟弟、未婚妻一同归国。这份家国情怀，始终与他的学术追求并行不悖——他虽远离政治，却从未脱离时代。
1939年，梁方仲曾赴延安考察一个多月，对当地军民团结、吏治清明印象深刻。当延安方面称赞他“尽说好话”时，他却直言发问：“白区都能看到《新华日报》，为何这里看不到《中央日报》？”这份不迎合、讲真话的态度，正是他学术人格的延伸。而在抗战期间的昆明、李庄岁月，即便生活艰苦，他仍坚持农村调查与著述，其多篇论文被美国太平洋学会译成英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资料。
1944年，梁方仲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彼时国民政府规定，出国人员须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并强制填写“申请入党”字样，他与丁声树、全汉昇等五人坚决拒填，几经周折才获护照。这段经历更坚定了他“学术独立于党派”的信念。在美国两年间，他遍历斯坦福、耶鲁等名校，搜集大量资料；1946年转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间还以中国代表团技术助理身份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大会。
海外经历让梁方仲的学术视野愈发开阔。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既要扎根本土史料，又要借鉴西方计量方法与结构分析——这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特质，使其研究既能深入文献肌理，又能跳出传统考据的局限，触及社会演变的深层逻辑。但他始终清醒：西方方法只是工具，研究的核心是“理解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当1947年友人劝他留居海外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我的研究扎根在中国史料里，离开故土便成无源之水。”
岭南传薪：要重视学生的"学术人格塑造"
1949年1月，梁方仲从南京回到广州侍亲，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出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创办经济研究所。此时的广州正值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专程动员他赴台，许以专机接送；香港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亦纷纷递来橄榄枝，开出优厚待遇。但梁方仲毫不动摇，他坦然表示：“我的研究需要中国的文献与土壤，境外条件再好也无法替代。”
1952年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撤销，梁方仲转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与陈寅恪、岑仲勉等组成著名的“八大教授”，成为中大历史系的中坚力量。虽出身经济学，他却迅速适应史学教学，开设了新中国大学历史系首个“中国经济通史”课程，从先秦讲到明清，系统构建了经济史教学体系。而他对知识的谦逊态度更令人动容：为补早年未听陈寅恪课程的遗憾，已身为教授的他坚持旁听两年，笔记工整详尽，课后还认真研读参考书，这份“终身向学”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师生。
1959年，新中国首次全面施行研究生培养制度，梁方仲成为首批导师。他以极大热忱投入育才事业，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率先同时培养四名明清经济史研究生，是中大历史系带徒最多的教师。他的育人方法极具特色：开设《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技能》《工具书使用》等课程，每周组织小型学术讨论班，带学生北上访学，让他们拜识学界前辈；困难时期，政府配给的高级餐券，他常用来招待听课的研究生与进修生。
梁方仲的学生中，涌现出叶显恩、汤明檖等一批享誉国际的学者，他们继承了“小题大做、注重实证、关怀现实”的治学传统，延续了岭南史学的“开放务实”风格。正如学生们回忆：“先生教我们的不仅是如何做研究，更是如何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风骨与遗产：“迂腐”背后的永恒力量
梁方仲的一生，始终以纯粹之心践行学术理想。即便在时代浪潮的颠簸中，他也从未偏离治学轨道，拒绝仕途诱惑、坚守独立立场，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史料考据与制度研究，用数十年的深耕细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搭建起坚实的学术框架。从《一条鞭法》的突破性研究到《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皇皇巨著，每一部作品都凝聚着他“小题大做”的严谨与“经世致用”的情怀。
时光流转，当年被批判的“迂腐”，终究绽放出永恒的价值。梁方仲的研究在他去世后逐渐重获重视：《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必备工具书，“一条鞭法”的相关论述仍是该领域的权威结论，他开创的“制度—社会—经济”分析框架，更成为当代明清史、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刘志伟、陈春声等学者指出，梁方仲的学术成就源于“经济学理论素养、历史研究功力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这种特质使其成为“旧学术的终结者与新学术的开创者”。
如今，当我们重读梁方仲的著作，品味他“甘于寂寞，方能潜心向学”坚守，更能读懂那份“迂腐”的真谛：那是在名利诱惑前的清醒，在政治压力下的独立，在学术荒原上的执着。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学者无需依附时代潮流，只需以真理为灯、以史料为基，便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不朽的印记。
青灯已熄，薪火相传。梁方仲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千万字的学术遗产，更是一种精神坐标——在喧嚣世事中，总有一种选择叫“学术为本”，总有一种坚守叫“独立自由”。这种精神，正是一个民族文化血脉得以延续的根本力量。（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文｜记者 秦小杰
出品：羊城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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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龚丹枫 卫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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