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容庚（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初号容斋，后改署颂斋。广东东莞人，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文物鉴藏家、书法家。历任燕京大学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1922年夏天，一位28岁的广东青年怀揣一部书稿来到天津，叩响了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家门。他叫容庚，来自东莞，虽仅有中学学历，却已埋头数载编纂出《金文编》。罗振玉启卷眼前一亮，这正是他“欲做而未成者”。他当即写信推荐给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容庚新从广东来，治古金文，可造就也。”
不曾想，这份沉甸甸的手稿，不仅为这位仅有中学文凭的南方青年敲开了北大之门，更悄然改写了中国古文字学的学术版图。容庚的一生，是为金石书画“立心”的一生。他以《金文编》为金文研究奠定现代字典的基石；又以《商周彝器通考》打破传统金石学的框架，为青铜器学研究竖起一座里程碑。南归岭南之后，即便资料匮乏，他依然开拓不止——辨析倪瓒画作真伪，梳理飞白书演变脉络，更编撰出百万字巨著《丛帖目》，在书画碑帖的天地里再登高峰。
容庚的一生，也是为学术传承“点灯”的一生。执教六十余载，从燕园到康乐园，他以“抄书筑基”的“土方法”培育后学，视学生如子女，倾囊相授。这位谦称“南归后一字未写”的学者，以金石般的坚毅打磨学问，以赤子般的纯粹守护文脉，让千年文字的光芒，跨越时空，照亮后来者的求知之路。
青年立志：兄弟同心“补缀金石”
容庚的学术基因，深植于东莞容氏一族的书香门第。1894年，他出生于一个名副其实的“科举世家”：高祖、曾祖分别是道光年间的贡生和举人；祖父鹤龄高中同治恩科进士；父亲则是光绪丁酉科的拔贡。母亲邓琼宴同样家学深厚，外祖父邓蓉镜乃同治进士、翰林院编修，学问渊博。
尽管家学渊源，但父亲的早逝让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邓琼宴一人肩上。从1909年起，这位坚强的母亲为了子女的教育，毅然踏上“孟母三迁”般的旅程，在广州与东莞之间数次搬迁，只为给孩子们争取最好的求学机会。正是这番苦心，让容庚得以跟随四舅邓尔雅——一位多面才子，诗人、文字学家、篆刻家、书法家、画家，接受了他的学术启蒙。
在邓尔雅的熏陶下，少年容庚深深迷上了金石文字这门古老学问。他潜心研读清代学者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却发现这部著作存在明显短板：虽能利用古文字材料修正《说文解字》，却因过多改动字形而失了古意，内容也显得庞杂。于是，一个坚定的念头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一定要编一部更精准、更完善的金文字典。 17岁那年，他与两位弟弟容肇新、容肇祖立下约定，合力编撰《商周秦汉文字》丛书，而《金文编》正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尽管因时局动荡，丛书宏愿未能实现，但这份“补缀金石”的志向，已为他的人生轨迹定下了航向。
1922年，28岁的容庚抱着心血凝成的《金文编》手稿北上京师，他的目标明确而坚定——去拜见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振玉。当时无人能料，这位东莞中学毕业的南方青年，日后竟会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破格录取：28岁在北大开启“跳级人生”
天津嘉乐里的贻安堂，藏着容庚人生与学术的双重转折点。当他把《金文编》初稿递到“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面前时，这位学界泰斗摩挲着稿纸，一见倾心。这位伯乐当即写信给北京大学马衡教授，力荐容庚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没拿过大学文凭的容庚，在28岁破格成了北大的研究生。这份“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提携，悄然塑造了容庚的学术品格，后来化作他对后学的深沉关怀。
旁人以为容庚会趁热打铁出版《金文编》，他却摇头：“所见未广，岂能仓促？”接下来三年，他成为了罗振玉藏书楼的“泡馆达人”，将其所藏金文拓片逐一核对，补录了数百个未收的字。1925年，《金文编》初版由贻安堂印行，王国维在序言中称赞：“其书祖述中丞（吴大澂）而补正中丞书处甚多，是能用中丞之法而光大之者。”后来学界评价这是一部具有广泛性影响的权威性工具书，对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大有裨益。
这部书成了古文字学者的“案头宝典”，容庚却没停下打磨的脚步。从1939年再版到1985年出四版，随着古文字材料不断出土，这部著作也在不断修订完善。容庚认为，工具书应具有权威性，只有字形可确定、在铭文中有明确含义且读音确定的字，才收入正文；不能确定的，则归入附录或存疑，留待后世学者解决。这份“不急于求名、只忠于学术”的严谨，正是容庚治学态度的体现。
1926年，容庚受聘为故宫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清廷所藏青铜器。为快速积累辨认真伪的经验，他想出了个“绝招”——鉴定时故意“反向操作”，把真器说成赝品，把假器认作真品，惹得前辈们争论不休、全盘托出，容庚趁机摸透了门道。 后来，他靠着“火眼金睛”甄别真伪，先后完成《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等著作。
为获得全面的资料，容庚几乎穷尽了当时可得的所有资源。他充分吸收宋清两代金石学成果，又广泛参考近代考古发现，特别是对新出土器物的形制与纹饰进行细致比对。其弟子张振林回忆阅读容庚著作时，发现“先生为弄清某一个文字、某一件器铭、某一幅字画、某一首诗词，往往搜尽有关著录，看遍不同版本，做过细致入微的校核”。 此外，他以“抱残守缺”为己任，秉“学术救国”的信念，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年代竭尽所能收集青铜彝器，将其视为对抗文化掠夺的方式。
从1933年到1941年，八载耕耘，《商周彝器通考》问世，全书30多万字，附图1009幅，除一幅为拓本外，其余全为原器照片。如今，不少器物已不知所终，该书也成为后世研究的珍贵文献资料。
若说《金文编》是“金文字典”，那《商周彝器通考》便是中国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此前的金石学者研究青铜器大多“偏科”，容庚则提出青铜器研究需形制、花纹、铭文、断代、辨伪五者互证，缺一不可。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在序言中盛赞该作“洵为空前之创作、稽古之宝典矣”。容庚在中外学术界快速崭露头角。
交游广阔：以信为桥打造“学术朋友圈”
容庚的学术起步与发展，离不开前辈学者的悉心扶持，获王国维、马衡、沈兼士等学界“大佬”认可，他顺利踏入学术“核心圈”。
在学术道路上，容庚与学者们以书信为桥、以道义为纽带，形成相互扶持、切磋共进的学术社群。他与于省吾、唐兰、董作宾等文字学、考古学权威长期论学，亦得到刘体智、张国淦、叶玉森、杨寿祺等学者在材料与观点上的支持；他勇于与北大权威胡适辩论“红学”问题，最终折服于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与郭沫若的书信往来中，他得以熟稔海内外学术动态，吸收其青铜器与铭文研究的精辟见解……容庚与各界学者真诚交流，打造了高质的“学术朋友圈”，持续深化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容庚弟子陈永正回忆，容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晚年仍收藏着一大摞与各界名人来往的书信，并让学生们翻阅，他从中感受到容老广泛的学界交游与严谨的治学底色，以及一代学者的精神品格。
容庚弟子张桂光认为，容庚的往来书信极具研究价值。他告诉笔者，收录了200多位不同学术领域的友朋写给容庚的1000多封信的《容庚友朋书信集》即将出版。其中，年长容庚30岁的邹安是最早与其交往的省外学者，其著作《周金文存》是《金文编》早期编纂时的“素材库”。在留存的邹安87通信札中，他不仅对容庚“至为精审”的文字考释“无任钦迟”，全盘接纳其器物定名与辨伪意见，在得知容庚获荐入北大读研时，更言“为中国前途贺”，尽显关怀与期许。
此外，容庚保存的大量友朋书信，如与陈梦家、顾廷龙、启功、胡厚宣等学者的信札，都成了后人研究现代学术史和古文字学的重要文献。
南归转型：为书画碑帖研究留下厚重遗产
1946年，容庚回到广东，任岭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转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授，直至逝世。
南归后，容庚面临新挑战。其弟子曾宪通曾提到：“先生南归以后，由于南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资料十分匮乏，甚至连求一个拓墨的人也不容易，苦无用武之地。”他毕生深耕的彝器铭文研究难以为继，遂将治学重心转向书画碑帖，在康乐园的岁月里，开辟出另一番学术天地。
容庚对竹谱、倪瓒画、飞白书及法帖的研究，潜精积思。他曾逐一评价元代李仲实《竹谱详录》等14种竹谱古籍；耗时多年考辨倪瓒画作，其20多万字的《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堪称现代倪瓒研究的扛鼎之作。
在书法领域，容庚对飞白体的考证尤为精到。他补录唐太宗《晋祠铭碑》额等21家飞白书迹，成《飞白考》一文，厘清飞白体演变脉络，尽显学人雅趣。对于法帖研究，他从搜求丛帖入手，四处寻访得310余种，远超公私藏家，后编成百万言的《丛帖目》，成为帖学研究的里程碑。
《颂斋书画小记》是容庚关于书画收藏的著作，该书收录唐至明清书画家800余人，详述其传与代表作，洋洋洒洒200多万字，字里行间皆是对文化薪火的坚守。
“文革”期间，容庚展现出宁折不弯的学人风骨。造反派找到容庚，要求这位“国学权威”带头批判孔子。80岁的他掷地有声：“我宁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尽管身处逆境，他仍以笔尖作为抵抗，守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据容庚女儿容琬回忆，无论盛夏酷暑还是寒冬腊月，容庚每天都是凌晨五点半起床，伏案写作，从未间断，“文革”期间亦未辍笔。
容庚南归后的学术转向，虽非他所愿，却以严谨治学为书画碑帖研究留下厚重遗产，成其学术生涯中一抹独特的光彩。
教化流芳：用“土方法”育顶尖人才
容庚一生执教六十余载，在古文字学等领域培育出大批后学，其教学方法与对学生的关怀，皆成为学界美谈，深刻诠释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担当。
在教学方法上，容庚始终强调脚踏实地的治学根基，反对空谈理论，主张以实践筑牢学术功底。他常对学生说：“大匠予人以规矩，而不能予人以巧，巧，只能在刻苦的磨炼中得来。”为此，他为学生定下“土法上马”的入门路径——先抄《说文解字》，再抄《金文编》《甲骨文编》，最后研读金石图录论著，且要求“读一部书写一篇书评”。曾宪通曾向笔者表示，作为助教的他也要抄书，每天至少花上两小时，持续两三年之久。当时他和容庚对门而居，“他老是问我抄完没有，还逐字地看，纠正其中错误”。这种抄读并非机械重复，而是“眼、手、口、脑同时并用，对小篆、金文、甲骨文的偏旁结构、主要异体，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为后续研读古文字原始材料与考释奠定坚实基础。
在对学生的关怀上，容庚可谓“爱生如子”，将学术传承与人格培育融入日常点滴。曾有学生研究某课题缺资料，他便连夜从私藏中找出相关典籍，骑自行车送至学生宿舍。与商承祚共同招收古文字学研究生时，他见报考者成绩优异，力主扩招，使原定4人的名额增至6人。此后，他每周两次拄着拐杖前往研究生宿舍，坐在折叠椅上与学生谈学问、话人生，学生们则在墙上刻“正”字记录其到访次数，陈初生曾作诗“墙头正字应犹在，记得先生数度来”，成为师生情谊的生动写照。
容庚扶掖后学从不设门槛，正如当年罗振玉对他的无私提携。广州东山区医院挂号员刘翔酷爱金文，登门拜师时，容庚见其有志于学，便悉心指导他抄读《说文》《金文编》，研读《商周彝器通考》。在他成功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后，容庚以金文书写对联相赠：“大海实有容人之量，明月常以不满为怀”，寄予殷切期望。
容庚的教育理念，还体现在对“学术为公”精神的践行上。他从不将知识据为己有，《金文编》原稿、修订中的批校本均可借予学生阅读、照相、引用。书法家启功曾向容庚求借摹阅珍贵的柏西亭画册，容庚慨然相赠，这份跨越年岁的知遇厚谊，令启功感念至深。容庚的学术胸怀，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容庚常告诫学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这句源自《礼记·中庸》的信条，既是他自身治学的写照，也成为激励学生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
“一字未写”：把严于律己刻进学术人生
对待学生的进步，容庚从不吝啬赞美与肯定。张桂光在《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一文中归纳出讹变的八种类型，得到容庚的好评，该成果被誉为“近年来古文字研究的一项新成就”。
然而，“严于律己”却是容庚的学术标签。据陈永正回忆，容庚作书时偶有一字一笔不满意，立即裁去用作废纸吸墨，有时弟子侍砚旁观，觉得可惜，想要取走，容庚不肯，“现在给你，你开心了，以后人家要骂我”。容庚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也极为谦逊，晚年他常说“南归后一个字也没写过”。遇到不得不填的表，在“科研成果”一栏，他通常只有一句话：“《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
事实上，容庚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通论》，完成了《金文编》第三版，还有上百万言的《丛帖目》《颂斋书画小记》等手稿。但在他心中，这些皆非“创造性的新贡献”，不过是“玩玩的”消遣之作。他说的“一字没写”，其实是在等“能拿出新东西的‘硬核’论著”，这体现了他所追求的永不满足、永求创新的学术精神。
从燕园到康乐园，容庚始终以“传道解惑”为己任。他的学人风骨，深深影响了顾廷龙、郑德坤、陈梦家、孙海波、马国权、曾宪通、张振林、陈炜湛、孙稚雏、刘雨、陈永正、陈初生、张桂光等弟子，他们承袭衣钵，赓续学风，成为古文字学与书法界的中坚力量。
容庚不仅自身成就卓著，更以其学术积淀与交往资源惠泽后学。《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经典著作仍不断为新一代研究者提供思路。后辈得以站在“容庚的肩膀上”赓续学脉，如中大中文系教授陈斯鹏2012年出版的《新见金文字编》和2025年出版的增订本《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便是在《金文编》的基础上融合创新，增补新出资料。容庚的学术生命，在传承与对话中延续光大。
回顾容庚近一个世纪的学术人生，从东莞少年到北大研究生，从燕园到康乐园，他始终以金石般的坚韧钻研学问，以赤子般的真诚培育后学。他在古文字学、青铜器学、书画碑帖学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连同他捐赠的丰富收藏，已成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忘。”先生虽已远去，但其“金石其质，赤子其心”的精神风范，仍在康乐园中，在无数受其滋养的后学心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文｜记者 陈亮 实习生 欧阳淑桢
出品：羊城晚报社
总策划：任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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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龚丹枫 卫轶
统筹：崔文灿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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