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职业教育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正式发布。该《条例》以立法形式系统回应职业教育发展诉求，其中最受关注的条款，是明确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公务员招录、积分落户、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毕业生享有平等机会。这意味着，从制度上为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铺设了一条“平等通道”。
现实图景的另一面是，多地正通过大幅增加普高学位，普职分流比正从传统的“大体相当”转向“普高占绝对多数”。这种政策导向上的“拉扯”，使得职业教育的实际地位面临更复杂的挤压。
专家表示，广州此次立法，实际上是在为整个教育体系的公平转向探路。更长远看，立法还需要在实施细则、激励措施等方面持续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约束力；社会更需要打破学校评价与用人标准之间的壁垒，让技能评价真正获得市场认可，才能形成职业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投资于人”，立法护航技能社会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等菊教授指出，此次《条例》核心价值在于以立法形式，系统回应了职业教育长期面临的多个结构性困境。其中，多条“高含金量”的条目值得关注：
一是动态调整专业，对接产业需求。《条例》第四条要求“具体目标单位每三年发布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和职业教育重点发展专业目录”机制，旨在扭转以往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需求“脱节”的难题。
二是打破“单向壁垒”，推动职普融通。《条例》第十三条、十四条明确推动中职与普高学籍互转、学分互认，试图改变以往职普融通中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被动局面，赋予学生更灵活的成长路径。
三是立法保障平等机会，挑战“唯学历”评价。《条例》通过明确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应征入伍、就业创业扶持、公务员招录、企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毕业生享有平等机会，从立法上解决了以往重学历轻技能的单向度社会人才评价观，为技能人才的就业和发展提供了公平通道。
“这释放了立法护航技能社会、‘投资于人’的清晰信号。”张等菊评价，广州作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此次立法紧密围绕大湾区产业升级对高端技能人才的急切渴求，彰显了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明确导向。《条例》的发布，是自2022年我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颁布以来，首个省会城市以立法形式系统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职普平等”还有多远？
广州此次立法，再次为职校生与普校生“画齐起跑线”。那么。技能和学历的“天平”是否得以摆正？现实仍是一场复杂的拉锯。
事实上，此次《条例》中多个核心理念与具体规定，如“平等机会”、“比照学历”等，在2022年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已全部载明。广州的条例，本质上是地方对国家上位法的具体落实措施。
“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地方是否出台细则，而在于国家法律是否得到了不折不扣的执行。”资深教育学者熊丙奇指出，自《职教法》修订以来，社会上仍旧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悖论：法律明确要求破除歧视、给予平等机会，但现实中一些关键领域的做法却与之背道而驰。
以2025年国考为例，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岗位占比仍在攀升，学历的门槛依然是压倒性的首要标尺。与此同时，另一股强大的现实力量正在形成：全国范围内，增加普高学位、大幅提高普高录取率正成为明确政策方向。此前，湖北省教育厅近日，湖北省教育明确提出：“未来5年，湖北省初中毕业生就读普通高中学位供给稳定在90%以上。”明确将普职分流比锁定在了9:1； 宁夏教育厅宣布，2025年全区普通高中录取率达76.27%，力争2027年超过80%，2030年超过85%。普职分流比，似乎正从传统的5:5向9:1迈进。
专家表示，这在迎合部分家长焦虑、缓解中考“分流”压力的同时，也在客观上进一步挤压了职业教育的生源空间与社会认同，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法律定位形成了微妙而复杂的张力。
“如果一边立法强调技能宝贵，另一边关键岗位的招聘和社会的集体选择仍在强化‘学历高消费’，那么任何文本上的突破，都可能被现实的巨浪吞没。”熊丙奇警告。
破局之道：需系统生态重构
如何让“平等机会”不止于纸面承诺？专家认为，这需要从生态建设与现实执行两端同时发力，打出“组合拳”。
在系统生态重构层面，张等菊提出了路径：一是加强“技能等级比照学历”政策的宣传与资历框架建设，提升社会认知；二是在市级层面开展重点行业企业接收技能人才试点，用实际成效打破文凭偏见；三是深化“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等形式，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岗位的前置对接，从根本上证明职业教育的“价值创造”能力。
“相关法律条例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录用、聘用重要条件。这就要求地方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人才时，不能再一味提高学历门槛，应该带头扭转唯学历、唯名校用人导向，以此倡导形成‘淡化学历，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熊丙奇呼吁建立可追溯的问责机制，对于在招聘过程中公然设置歧视性学历门槛的用人单位，须责令修正并追究责任。
熊丙奇强调，职业教育长期以来被社会视为低于普通教育的“层次教育”和接纳升学失利者的“兜底教育”，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只有当法律法规‘硬’起来，用人导向‘实’起来，才能真正引导社会观念转变，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尊严、有前途、自愿选择的类型教育。否则，任何漂亮的条文都难以走出文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进步。”
文｜记者 郭子扬
图｜羊城晚报资料图
视频｜记者 郭子扬 实习生 彭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