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下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的报告厅内，年届九旬的钟南山院士走上讲台。没有讲稿，没有PPT，他像跟自家孩子唠家常一样，打开了话匣子。
台下，是2026年广东省“脱颖训练营”的150名高一学生——十六七岁，正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这几天，王虹和邓煜摘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刷遍网络，赞誉与争议齐飞。钟南山也从这里讲起，却话锋一转：“解答出数学难题，是创意，是创造。它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可能要等若干年后才用在航空等领域，才能够造福人类——这两个加起来，才叫创新。”
给最热的新闻“泼一瓢冷水”，这是他的习惯，也是这堂课的底色：比起点赞，他更想给这些科学家苗子立一根更高的标尺。
做科研，热爱重要吗？当然重要。钟南山提到，国外诺贝尔奖得主被问及成功的秘诀，答案几乎都是“兴趣”。“但对我们来说，这个不够。”他说得很慢，很笃定，“现在的形势，需要年轻人把个人兴趣融进国家的使命里。”
使命感——sense of mission。这个词，他用自己66年的科研人生，反复注解。
他讲起两位科学家。就在20天前，7月8日，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两位获奖者恰好都是“使命”二字的真实写照：一位是“锂电之父”陈立泉院士，数十年攻坚锂电池，让中国电动汽车“又便宜又好”，反超传统汽车强国；他说，现在是汽车，以后是轮船，再往后，飞机也要用电。一位是我国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贲德院士，让祖国的战机在千里之外先敌发现。钟南山强调，这两位科学家的共同点，是把兴趣融进国家需求，在钻研中培养出新兴趣——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
他又讲起一位自己的老同学。搞雷达的，在高原一干四十年，再见面时已退休，脸膛紫红——那是长年缺氧留下的印记。“无名英雄，很多很多。”钟南山顿了顿，“中国就是靠这样的人，干出来的。”
1964年原子弹爆炸，1967年氢弹爆炸，他说“我在外围”。那时很穷，很难，但靠着大协作，我们硬是干了出来。他语气很平静，台下却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其实，他自己就是“使命感”最好的注脚。年轻时，他一心想当外科医生，组织安排他搞呼吸疾病，他去了；“非典”、新冠，两次国难，他都在风暴中心。面对学生“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提问，他回答得很干脆：“我面对的是病人的生和死。当医生的本能，就是想办法让病人活下来。”
他还记得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呼吸学科代表团去日本参会，日方主席见他们进来，站都不站起来。如今，“我们讲的东西，他们还没有听过”。两相对照，他叮嘱少年们：“这不是自负，是自信。这些，都是靠我们自己干出来的，不是谁赐予的。”
这就是这堂课最动人的地方：这位受人敬仰的院士不跟你讲抽象的大道理，只把一生的沟壑摊开来给你看。使命感不是牺牲热爱，而是给热爱找到更大的坐标系——当个人志趣与国家命运同频，兴趣不但不会消磨，反而会长出更韧的根。
“2035年，国家要建成科技强国，那时你们30岁左右，正是发挥作用的时候。”临别，钟南山望着台下，缓缓道出心愿，“我希望那时候能听到你们告诉我，你们中间有人做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那我就非常开心了。”
全场掌声响起。后排，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一学生高畅的眼眶有些发热。这个正在广州实验室研究基因编辑的少年对记者说：“那是一个真正伟大的灵魂，用他的光照亮我们，点燃我们心中科研的火焰。”
一堂课终会结束，但有些东西已经留了下来。现场十六岁的少年亲切地喊钟院士“钟爷爷”，之间隔着年龄差，但当他把“使命”二字轻轻递出的那一刻，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忽然就近了。
文 | 记者 何宁
图、视频 | 记者 梁喻 周敬雅 余梓涛 实习生 史珂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