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晤如话
初见饶先生，是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会议室。
门开处，深色套裙，步履从容，端庄大方，知性中透着温润。她轻轻抬手致意：“各位同行，大家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远道而来，大家辛苦了！”礼到，心到。
而后一一握手，问：“从哪里来？”
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江苏、黑龙江、湖南、湖北——她依次接过话头，随口牵出那方水土的风情掌故，轻轻一点，如投石入水。湖南有“惟楚有材”，江苏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内蒙古“天苍苍，野茫茫”，云南“彩云之南，万物有灵”，黑龙江“白山黑水，风骨凛然”。话不多，却像在说：我知道你来的地方，我懂得那里的山水。
一群从全国各地赶来进修的年轻教师，原本彼此生疏，局促而立。她三言两语，会场便漾开了笑声——不是客套的，是真被“接住”了的那种。
而后她开讲。眼神透亮，神采飞扬，激情涌动而内敛。声音不疾不徐，字字清晰送至耳畔，如春水漫过石面。语辞风雅自然，诗词白话穿插其间，专业与通俗交融。亲切，透彻，动人心弦。她开口谈的，并非学术，而是师道——何为老师，何为学子，何为讲台上下的宿缘与担当。
后来我常想，那番话不是欢迎辞，是交底。
磕碰添香
真正让我觉出“她不一样”的，是两件事。
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我备了整整大半年的课，笔记写得密密麻麻。可第一节课未及三十分钟，内容便倾尽。学生愕然，我立于台上，额头沁汗，手中捏着翻烂的教案——那些背熟的句子，此刻一句也寻不见。时间仿佛凝滞。
我去请教饶先生。她接过教案，翻了几页，厚厚的，纸边都卷了。一页一页慢慢翻，像在读一封长信。而后合上，手掌轻压封面，抬头望我：“下了功夫的。”
顿了顿，又说：“教案有三层。先薄，再厚，最后再薄。”
“第一层薄，是骨架。第二层厚，是血肉——往里填案例、背景、各家说法，把自己揉进去了。这是必经之路。但你还得走出来，走到第三层，把那些血肉消化掉，化成自己的呼吸。最后一薄，是精融之薄，厚积薄发之薄。”
她凝视我，目光笃定：“你见过山么？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如今你在第二层——山不再是山，是石头、树木、溪流，一堆庞杂。你得走过去，到对面，回头再看一眼。那时山还是山，但你心里已有了整座山。”
她轻拍教案，意味深长：“备课如此，学问如此，做人也如此。走进去，再走出来。”
随即笑了笑：“祝贺你首次登台！这是良好的开端。小孩学走路，也是磕磕碰碰过来的——不然怎能学会跑？”她又认真看我：“你的底子在大量阅读，提纲、理论、案例都有了——但这只是脚手架。如何切入？如何展开？如何融通？如何讲述？需反复演练。讲作品，故事可熟？对人物命运与情致，你自己感动么？自己不感动，何以动人？”
我坐在那里，像有人推开了一扇窗。那一瞬，仿佛顿悟。历经磨炼，稳扎稳打，后来我成了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获评省优秀教师——备课授课与学术融合之法，受用终身。
第二件事，是去她家请教教学方法。不觉天已擦黑，我正踌躇告辞。她放下教本：“天晚了，就在家简单吃吧。”我怎好在老师家用饭？正要说“饶老师，我请您出去吃”，她却挽起衣袖，像母亲下厨，从冰箱取出鸡蛋、米饭，灶台上一阵翻炒，利落干净。一盆热腾腾的炒饭端上来。那碗饭极香，我却吃得拘谨——毕竟从未在老师家吃过饭。
她拿起勺子给我添上一勺：“随意点，年轻人，没饱的，要吃完！”
许多年后我才醒悟：她并未教我什么大道理，那盘炒饭，便是道理。后来我给学生答疑到傍晚，偶尔也会问一句：饿不饿？
杏坛活色
她讲文学课，精彩绝伦。可马列文论呢？
课本并不好读。目录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反映论……一排排术语砌成高墙，推不动。她不从定义入手。
先讲哈克奈斯的小说，讲那个时代英国工人的处境。她讲得不疾不徐，故事里的工人便从纸页上立起来，成了活过、熬过的人。然后她问：马克思如何看哈克奈斯？
她引着我们走——马克思看重的，是哈克奈斯“看到了什么”，而非她“主张什么”。马克思的基点，是从人的实际生存出发去观照一切。所以她讲的马列文论，不是条条框框，是把文学放回它生长的土壤里。读懂一个时代的文学，先读懂那个时代的人如何活着。她稍作停顿，抬眼扫了一圈：“今天的文学批评，容易走偏两途——就文本谈文本，忘了背后有人；就理论谈理论，忘了背后有生活。马克思提醒我们：回到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中去。”
讲到这里，她忽然轻轻点了一句：“这和我们中国古文论的‘知人论世’，是一个道理。”只一句，像在窗台放下一盏灯。马克思与孟子，哈克奈斯与《诗经》，那一瞬被一条暗线悄然贯通。
她又像带我们爬山，一层层盘桓而上。声音不高，但每一句都落在该落的地方。最终她把前面所有话语收拢成一束光：“马列文论的核心，是学会一种看问题的方法——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
那堂课之后我常想，她不是把理论讲“懂”，是让理论自己“活”过来。“知人论世”四字，从那天起，不再是一句古文。它是我站上讲台时，心里亮着的一盏灯。
庆典招手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从教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在一会堂举行。数百人。
掌声中她上台致辞：“我人生中最明媚的春光在讲台上，最有活力的形象是学生的形象。我深知自己是平凡的，说到底，我只是学生们的老师。”
声音不高，语速不快。数百人的会场骤然安静。那句话极轻，却每个字都落在地上，听得见回响。
她接着说：“我从不把学生当作人生旅途中匆匆的过客，而是把他们当作我学术生命、情感生命的一部分。我把学生的成功，视作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新生入学是春天的播种，学生毕业是秋天的丰收。播种时有期待，丰收时有喜悦。期待与喜悦，皆发自内心的爱。”
她停了一下，声音轻下去：“学生毕业了，我心中有秋收的喜悦，却也不无离别的忧伤。”
台下有人低头，有人抬手拭眼。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她说“播种”“丰收”并非比喻，而是实情。她待每个学生，都像待自己亲手植下的种子。
致辞、献花依次进行。最后是合照环节，几百人的大会堂喧腾嘈杂。她的博士们被安排在最后一排，前排留给从远方赶回的老学生。我们坐在后排，想着远远望着便好。
忽而，她走到台前，对着话筒唤了一声——不是念，是唤——声音穿过整个会场：“建平……你们赶紧上来吧！”
隔着那么多排座位，她一眼寻见了我们。不是模糊的一片，而是一个一个认出来的。她站在那儿等，像母亲在人群里找孩子，找到了，便招手。我们向前走时，她一个一个唤名字，一个一个含笑。
病中吟诗
饶先生大病一场。出院后在家休养，我们带鲜花去看她。
门开时，她已穿戴整齐，迎在玄关。“你们都忙，还来看我，谢谢你们！”接过鲜花欣喜道：“这百合、玫瑰，真漂亮！”又笑着问一位女生：“我这围巾颜色可还好？”而后指指窗台：“窗台的兰花，这几日开了，闻到了么？”
茶几上已摆好水果。她是病人，却如待客。“没什么的，做了个手术，把身上多余的东西除掉罢了。”说得像摘去一片枯叶。转而望向我们，语气带着心疼：“你们正是事业最忙的时候，不必特意来看我的。”
这时，她从茶几上取出一叠纸片——是在医院抄的诗。纸片不大，边角微卷，字却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我念给你们听。”她说。
兴致来了，用潮州话吟诵起来。手微微发颤，纸片随之轻抖，她却浑然不觉——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诗从她身体里长出来，手只是跟着颤。整个人沉入了词境，眉飞色舞，陶然自醉。词句我全忘了，却永远记得她发颤的手，和那一叠抄诗的小纸片。
花开有信
晚年的饶先生，生日、中秋、教师节——日子是定的，人是不定的。谁得闲，谁便来；谁来了，她都欢喜。
她向来着装讲究，即便只是在家见学生，也穿戴得整整齐齐，颜色搭配总让人眼前一亮。进了门，她便迎上来，轻轻拥抱——那是她待人的方式，不疏远，也不过分，恰到好处地暖着。
众人落了座，茶几上摆几样水果，一壶茶。围坐一圈，叙旧家常，也分享各自的成绩——谁发了文章，谁评上了职称，工作怎么样，一桩一件，她都仔细听着，不时点头，眉眼间尽是欣慰。她坐在中间，偶尔插一句：“你那个课题，做到哪里了？”“你家孩子今年几年级了？”——每一个人的事，她都记得。
兴致上来，她便用潮州话念诗。众人安静下来，听她一人吟诵。声音不如年轻时清亮，却有另一种悠远。有时念到动情处，她眼眶微红，众人也跟着红了眼，却没有人说话——只是坐着，听她一字一句地念完。那时我常想，她念的或许不只是诗，是她在用声音把大家拢在一起。
一年里这样的聚会，总有两三次。日子大家心里有数，到时常由大师姐叶小帆召集，李若兰、黄耀华具体操办。于是各自放下手头的事，从不同方向赶来。来，不是出于礼节，是知道去了她高兴；若不去，她也不会怪，但下次见了，她会多看你一眼，轻轻问一句：“最近忙什么？”
于是能来的都来。有时人多，特别是教师节，要分批，来了坐不下，便站着，挤着。她看着满屋子的人，含笑说：“我这可是成茶楼了？”众人笑，她也笑。笑声里，仿佛春日的阳光落满了窗台。
托付回响
论文开题，我报的是“中外文化制度研究”。
她翻着提纲，没有立刻说话。半晌，抬起头：“题目不小。做好了，对国家也许有大用。你选它的理由是什么？”
我说了三层：学术兴趣、多年积累、实践根基。她听完，安静了一会儿，目光从纸上移开，落在我脸上：“兴趣、积累、实践——都是基础。但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深入思考与独立发现。没有这个，前面的都是别人的。”
后来中宣部借调我进京，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读本》执笔。该书出版后，我带了一本去见她。她接过去，没有急着翻，手心贴着封面轻轻摩挲，像抚摸一件她浇过水、而今终于结了果的东西。半晌，抬头，只说了七个字：“祝贺你，非常高兴。”
那七个字说得平淡。但我看见她眼角的细纹里，全是笑意。
回望讲台
后来每次登台授课，讲到吃力处，我便会停一停。想：若是她，这一步会如何跨过去？
那些年里我渐渐明白：她教我的，远不止文学知识。她教的是——人可以在任何境遇中，把目光投向美。讲台、书房、病房，哪怕八十多岁的病榻上，只要她开口，美即在场。她添一勺饭的动作，她在台上寻人的目光，她病中抄诗的手，她轻轻一抱的温度——所有这些，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她活成了一种方法。好的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让理论自己“活”过来；师生关系的至境，不是仰视，而是她托付，你完成；审美人生，是在最脆弱之时，依然向美而行。
后来我也站上了讲台，一站许多年。不时想起她——想起她说“走进去，再走出来”，想起她说“看山还是山”。于是接着往下讲，像她那样，一层层走，一层层站稳。
那座山，我走进去过，也走出来过。回头看时，山还是山。只是我心里，已装下了整座山。
（作者：周建平，文化学者、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