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培养学生不是输入为本的存储器，而是输出主导的CPU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宁 陈亮 图/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疫情之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彰显。而疫情之下的教育，同样也进入了共享智慧与技术的教育命运共同体时刻。

最近一段时间，在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的学术支持下，羊城晚报社与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广东教育出版社、中国国际教育论坛等单位共同携手策划“期待返校的那一天：非常时期·非常课”特别活动，同时与北京、上海等多地一起联动，邀请教育专家、校长和班主任们一起提供智慧思考和实践借鉴。“非常课”系列访谈节目一经推出，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及好评。

为什么会发起这么一场北上广联动的“非常时期·非常课”活动？背后有着怎样的初衷……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常务副部长、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红，听她揭秘这次策划带来的思考与收获。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发起北上广“期待返校的那一天：非常时期•非常课”活动？

王红：首先，我们要抓住教育的关键时期，把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转变成教育孩子的重要契机。为什么要发起北上广三地联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形成教育界的命运共同体。在教育界，尽管各地都有各地的精彩、各地都有各地的智慧，但是还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疫情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借助这样一个共克时艰的机会，让我们教育人也能够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北上广三地联动能够让三地的教育者都意识到，我们不仅在疫情当前，甚至在疫情过了以后，面对世界这样一个共同体，我们教育也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第二，在合作中促进专业发展。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我一直特别欣赏一句话叫“独行速，共行远”，对于我们教育的成长与发展来讲，无论是对教师、校长还是班主任，当我们各自都在教育实践中摸索的时候，尽管都有自己的教育实践智慧，但彼此携手的分享和交流，让我们将来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能够走得更高、更远一些。

第三，在合作中促进最佳实践。从教育的目的来讲，最终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能够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在三地联动的过程中，会让我们三地的教师能够敞开胸怀，从三地不同的老师身上吸取智慧，找到教育的最佳实践，让最佳实践能够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好、更有力的支持。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非常时期·非常课》的校长和班主任们的表现？

王红：这次《非常时期·非常课》北上广的联动，作为一种任务驱动，激发了我们每一位参与者的智慧，每一个老师在参与的过程中，都充满了激情，用自己对教育的情怀和热爱，把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实践智慧。

我看到每个校长、老师、班主任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表现，我特别欣赏，也特别钦佩他们。我觉得每一个人一旦有一种任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的专业智慧就被激发出来了，印证了“责任激发智慧”这句话。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三地的老师彼此欣赏、相互点赞。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相互点赞的状态就已经达到了策划这个活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希望大家共同分享各自的智慧，然后彼此欣赏彼此支撑。

大家设计的课也都很精彩，每一个人都结合自己的专业来精准切入。比如北京实验二小的华校长，他从数学在疫情中的应用角度切入；中山纪念中学的韩宜奋老师，作为班主任、语文老师，把班会课设计得非常灵动；广州的吴颖民校长，他的智慧，他的讲话，都特别精彩。

王红做客羊城晚报直播间

羊城晚报：您觉得这次疫情对我们教师的发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王红：这次的疫情的确对我们老师的专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所谓挑战，就是我们从过去跟学生面对面，一下子变成了跟学生隔着一个屏幕上课。过去面对面授课的时候，老师要想真正让学生跟着老师一起动起来、学起来都已经有很大的困难了，那么现在又隔着一个屏幕，更是难上加难。面对这个挑战，我也一直在思考，我觉得老师们要从以下几方面去思考和反思：

首先，作为一个教师、作为教育工作者，教育实践所要求的关键能力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在我看来，教师的专业能力有很多，而我最看重的是提问和作业布置的能力。提问能力能够带动学生去思考，或者说能够激发学生进入到一种学习的状态。老师提出一个恰当的问题去激发学生的思考，这才是学习真正的开始，才是学习发动的过程。因此，提问能力是学生学习的“启动机”。

作业布置的能力其实跟提问有相似的功能，如果老师能够把作业布置得非常巧妙智慧，那么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就会调动他所有过去所积累的知识，在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就能够学以致用，同时也能够让他真正进入到一种主动学习的状态。

我们的老师可以说在这两方面的能力还有所欠缺，过去跟学生面对面的时候，不少老师更多的是通过不断地维持课堂纪律来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是现在隔着屏幕无法维持纪律，那就要靠教师的教学智慧，能够把学生的注意力抓住，让学生真正能够参与到学习中来。这就要求老师在教学当中，要用一些非常巧妙的提问以及非常巧妙的作业的布置来激发学生学习，而不是在做直播的时候只是讲自己已经准备好了的教案而已。

在隔着屏幕教学的过程当中，老师普遍觉得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自己的学生是否在学，并且这种无力感可能是绝大多数老师的感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与老师之间也会产生分化，就像叶丽琳校长在她的非常课中讲到的“会产生学生的分化”一样，老师也会分化。老师如果具备了这种关键能力，那么他在教学过程中就会游刃有余，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隔着屏幕教学，他都能够很有智慧地去启发或启动学生学习。

第二，要求教师必须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新的困难、新的技术挑战。其实在过去的教学中，尽管信息化技术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但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信息化技术并非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接受。但现在不一样了，疫情之下使得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接受，切身体会到信息化与每一位老师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要借这样的机会，让老师们能够用一种更开放的心态去融入到一种新的教学形式或新的教学技术的氛围中去。

第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启发老师们在教学的模式上真正发生一种转变。比如过去我们一直在讲的“翻转课堂”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在这次疫情下的远程教学其实应该说是我们推行“翻转课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机，因为如果在隔着屏幕的情况下老师把课堂真正翻转过来，前期先通过提问布置任务，让学生先自己学习，然后在线在屏幕上的时候更多聚焦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这样课程就会灵动起来。

第四，这也是激发老师彼此之间进行合作教学的一个契机。在实体线下教学的过程中，老师的合作教学其实并不多，大家都是各自有自己的一块田地独自耕耘。但是现在大家要用远程的形式授课，同时由于这样的一种形式吸引学生确实会比较困难，我们不妨借助远程的形式，让老师与老师之间进行合作，以高质量的教学来抓住学生。

刘良华教授在非常课中就提出双师课堂也许会出现，我俩是不谋而合。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双师课堂，我更希望是叫做“三师课堂”。

为什么叫“三师课堂”？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三师课堂”会有更多的选择性，三位老师合作同教同一门课，每一个人选择某一个你自己教起来觉得最带劲的地方，这个最带劲其实就是最有自我效能感的地方，也往往是最有质量的教学。

合作就是将最优的教学组合起来，对学生而言，他们在听课的时候听到的就都是最棒的课，就不愁抓不住学生的注意力。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去推进教师之间的合作教学，其实也是为了推进最佳教学实践的组合。

羊城晚报：经过这次疫情，我们的未来教育生态会怎样？

王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教育形式，它所遵循的教育的基本规律是不会变的，即任何学习的发生都必须建立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学习的自主性这个基础之上。不管是用什么样的形态，像现在这样完全大家相互隔离，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然后老师隔着屏幕跟大家教学也好，或者说将来回到我们的传统课堂来去进行教学也好，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点：教师必须要能够激发起学生内在的学习愿望，基于这种内在学习的愿望，学习才能主动地发生，才能真正地发生。

真正的未来教育，不管是叫做在家学习（homeschooling），还是说我们常规的传统的班级课堂教学，抑或是任何一种其它形式的教学，都是为了探索能够真正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从未来的教育生态上来讲，我们必须要围绕未来所培养的人的目的来改变我们教学的方式。那么未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培养能够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能够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讲，其实我们长期以来所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其实非常善于输入性学习，善于向大脑去输入一些东西，我们去储存、去记忆，也就是说，过去我们的学生相当于一个大的存储器，在这个方面我们非常擅长，但是在未来，我们希望学生不是存储器而是CPU，他要能够去加工、去解决问题，要能够输出更多的解决方案。

为此，我们亟待改革的是我们在教学范式上存在的误区——更多地让学生去记住、去输入，但是却忽略了输出。所以，在未来我想我们应该要从输入为本的教学方式向输出为本的教学方式去转变。用输出倒逼输入，那么输入学习的过程即往脑子里装东西的过程就变成了为了输出而去输入的过程，整个学习就成了一个任务驱动的过程，学习就会变得更加主动、更加有意义、也更加有效。

所以我想无论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它都必须回到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让教育更符合人的成长的规律，让教育能够更多地去遵循学生的自主学习，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加有效地让学生变得不仅仅脑子里装更多的知识，而且能够把我们储存的知识转化成问题解决方案，转化成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一种创新创造的能力。